（按：書寫的殘餘，難成一文，卻又不宜浪費）
回顧巴特的生平，常會發現他創造了許多的新詞或「概念」，從幾個項目的對立中延伸至一整個課題的討論，比如說，《明室》裡著名的刺點與知面的劃分，《S/Z》中的五種小說符碼，《神話學》裡的connotation/denotation等等。在《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裡面，他也曾經提到：
「有一陣子，他對二元對立很著迷；二元對立成為他熱愛的對象。對他而言，這理念看來應是永遠開發不完。只要用一個差異便能說一切，讓他很高興，且持續驚訝不已。」
巴特的結構式思維，自然可見一斑。設立一種分類的方式，然後從對立的項目之間，找出一個差異，將之應用於閱讀現象之上，可算是巴特慣常的做法。這一種方法，高明之處便見於如何設立第一步的分類，找出最靈活經濟的方式，延伸出最有創見的討論，直至觸及現象裡對他而言最具愉悅的部分。
然而，巴特之為巴特，正是因為他既著重愉悅，同時又竭力要繞過暴力。二元對立的鞏固結構，強迫一切必得二分，要不是A，就必然是B，不存在既A也B，又或是非A非B的事物。如此，便迫使一切必須歸邊，這也毋寧是另一種暴力。巴特獨特之處，就是二分無非是個幌子，他總是會在概念的分立中留下一些空隙，借用詞源學或自創新詞，拉入一些新奇的意義，容許他從系統的困囿中逃脫出去；他的著作也因此每部皆有新意，彷彿從來不願固守於某種既定的立場，總是力求新的研究方式，與大多理論家以整個生涯孜孜於構建一套完備的系統不同。這一種寫作的方式，是巴特獨有的滑移，論者Andrew Brown在其論著Roland Barthes: Figures of Writing中，更稱滑移（drift）是巴特的一套書寫格（figure of writing，一如figure of speech修辭格，用以製造特定的語言效果，但更著重於書寫的策略與風格）。
在《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裡，他也說：「他的論述顯然是根據辯證法的兩個對立面在進行：流行看法及其反面、主流意見及弔詭做為其矛盾面、老套和革新、疲倦和新鮮、品味和反胃、我喜歡／我不喜歡。⋯⋯然而這絕對正確嗎？在他而言，他有另外一組辯證法要陳述。他眼中的兩個矛盾對立事物，臣服於另一個第三種情況，不是綜合，而是脫離（deport）：每一事物也會回來，卻是以「虛構」（Fiction）的姿態，換言之，在螺旋一圈以後回來。」
採用二元對立，無非是令意義得以生產，開展滑移的過程。在巴特的文本裡面，概念只有引導的作用，本來就並非重點。正如，《明室》裡刺點與知面這些概念，傳世時只剩片面的意義，究其原因，也是因為概念易於傳遞、記憶，犧牲的便是這些概念產生的脈絡，以至在文本中牽繫的一系列巧思。
A Loner's Dis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