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布克獎，初選名單上有兩部重寫經典的小說作品，均是由重量級作家執筆，分別是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弗蘭傑斯坦》（Frankissstein）和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吉索德》（Quichotte）。前者改編瑪莉·雪萊的《科學怪人》，將之置入人工智能、跨人類的世代，遙想性別流動的世界，而後者則從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出發，借以書寫當代的故事，批判美國文化。單就選材可見，兩者都追溯經典的生成，假如溫特森的嘗試乃從科幻文類的開山之作開展，魯西迪則回到了西方小說奠基創始之處，從頭書寫，似乎有一定的野心。
那麼，在魯西迪的筆下，作為小說的原點，《唐吉訶德》到底是什麼呢？那或許就是，後設和戲仿，同樣也是對生於世上所接觸的各種媒體的重複與引述。
小說中的吉索德，本是一名從事旅行推銷（亞瑟·米勒）的印度裔美國人，年紀老邁，慣於在美國廣大的國土上駕車巡遊，「在廉價旅館的昏黃燈光下花了生命中太多時間看過量的無腦電視節目」，包括深夜秀、肥皂劇、醫院劇、處境喜劇、喪屍劇⋯⋯正是從熒幕裡，他突如其來地意識到，自己對電視主持薩爾瑪·R生出愛意，決意追求。他本來姓Smile，是印度名字Ismail英文化的結果（以實瑪利，梅爾維爾《白鯨記》），卻覺得應該要有另一個名字，才能配上如女神一般的薩爾瑪：吉索德，只有採用這個名字，才能以騎士之姿向女神走去。他自行設定了七個必須跨過的關谷（巴哈伊信仰《七谷經》），踏上旅途，甚至無中生有，從虛空中幻想出一個兒子，取名桑丘，陪他橫越美國。
不過，吉索德的故事，正如塞萬提斯的設定，只是另一位角色筆下的創作。這位作者並無名字，只按其家族身份而得名為「兄長」，專職書寫間諜小說。不過，這位作者在小說中的位置，比起塞萬提斯原著更為顯著，不時獨佔整個章節。隨著小說發展，我們逐步得知兄長與妹妹以至自己的兒子長久疏離的關係，而吉索德與兄長的故事也漸漸重合，薩爾瑪、妹妹和兒子同樣是遙不可及的連繫目標。到了最後，吉索德的故事彷彿只為兄長而存在，當兄長和妹妹放下前嫌，和兒子修好關係，吉索德的旅程就只待終結，兄長卻總希望至少為他找一個美好結局。
假如塞萬提斯所嘲諷的對象是當時盛行的劣質騎士小說，魯西迪所應付的對象則是肆意讓人浪費時間的電視節目。《吉索德》開首的幾個章節尤其明顯，各個章節主要介紹單一角色，而敘事也會採取不同語氣，遊走於處境喜劇、懸疑劇、偵探劇、科幻劇等語境之中，彷彿每章均是不同類型的電視劇，讀者幾乎可以聽出旁白的語氣，有時甚至會用上劇本的特徵，又或在敘述中加上一句「暫停」。這種戲仿一面把讀者帶入電視文化，也藉角色的誇張荒誕得到批判力量。小說中，兄長也明言，正如塞萬提斯，他希望以吉索德的故事對抗當代的垃圾文化，而戲仿、拼貼、諷刺就是方法，偏偏也是這些方法，可以接通高雅和通俗，容納人類生活的多重性。
有指，《唐吉訶德》的特色，在於主角完全沉浸於當前的文化媒體，將騎士小說的虛幻讀成真實，因而打算模擬當中的情節（最後卻統統失敗，那是唐吉訶德自己的失敗，抑或是騎士小說本身的失敗？）。為了感受真實，唐吉訶德必須重演虛構的屠龍情節，卻反而令自己更極端地小說化了。某種真實必須通過虛構而浮現，而那必然通過媒體的中介，正如《吉索德》尾段兄長、妹妹、兒子三人之間真正動人的情節，也需要吉索德和他腦中一切的電視節目前置才能舖陳出來。《吉索德》以戲仿和後設的設置，勾勒出我們與身邊媒體的複雜關係，也以小說的方式畫出一道穿越的路線，是一趟值得同行的旅程。《吉索德》中引述了克拉克短篇小說〈神的九十億個名字〉，西藏僧侶購入了一台電腦，專責呼喚神的九十億個名字，只要數完了，繁星就會逐顆熄滅；也許，小說與這台電腦正是同理，故事終結了，世界就會毀滅，卻至少完成了某項功績。
（原刊《別字》第二十五期）
A Loner's Dis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