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黑盒，我們並不陌生。即使對飛機航行的原理一竅不通，我們也會知道，假如飛機失事了，尋找黑盒總是當務之急，許多時候甚至要比搜救乘客來得重要。問題倒是，俗稱黑盒的飛行記錄器，到底向我們展示了什麼？為何這些運輸科技，必然會載有某種記錄儀器，將自身的失靈破敗包裹在機身之內？回溯這類儀器的發展歷史，究竟會呈現出怎樣的一幅圖像？
高速運輸科技令生活更為便捷，交通和物流越益發展，成為了當代生活的基石。然而，車速越快，代表車輛所帶來的災害越是嚴重。假如人類的現代化正正等同於加速化，工業革命以降的人類加速史，從火車、飛機到汽車的進程，究竟採用怎樣的方法，試圖馴服科技發展的破壞力量？一直以來，我們究竟如何觀察災難的發生過程？重構意外，到底所為何事？
以線段連起時態
每一場科技發展，都蘊含了新型的災難場景。工業革命的蒸汽機，將煤炭儲藏的能源再次釋放，讓一切得以加速，時空因而壓縮——自此，人造科技的失靈，才終於得以造就毀滅性的奇觀。
沃夫岡·施弗布舒（Wolfgang Schivelbusch）的經典論著《鐵道之旅：十九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撥出了兩個章節，討論由火車而生的災難及其引起的心理壓力。他指出，人們開初對火車的理解是矛盾的，既認為火車旅程異常安全，又會將火車視作危險之物，如同炮彈般穿透時空，致使乘客總有一種即將逢災的陰影，因為他們「總是極有可能發生意外，而又無能力影響車輛的行進」。然而，隨着鐵路變得日常，這種受災之感也慢慢息微，直至又一場意外喚醒這種危機意識。施弗布舒也提到，自然越受科技操控，人為災禍的嚴重性也會越益提高，在工業革命以前，災難往往以天災的形式發生，從外部侵入人類世界。不過，蒸汽機出現以後，災難卻是來自內部的，科技裝置能夠摧毀自身，發展越是發達，越是善於轉換能源，就越能引起大型的災害；馬車的車軸折斷只屬不便，然而火車斷軸卻會引發大型災害。一八四二年於歐洲發生的首次火車事故，掀起了民眾恐慌。事後，意外就成了科技進步的反向詞，一部於一八四四年出版的百科全書甚至宣稱，「所有人造物件均可受意外所影響〔…〕它們越完美，發生的意外就越是嚴重。因此，如果不在每一點上嚴密監察，最強力而最完美的工業機器，即是蒸汽引擎和鐵路列車，就會引發最為慘重而致命的事件。」[1]
這樣的推想似乎相當直接：經過嚴密監察，就能避免意外發生。然而，實際上如何實行？當時，許多發明家也絞盡腦汁，試圖研發出各類防止火車意外的器具，以求令旅程更為安全。被視為電腦先驅的英國數學家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設計了幾款發明，包括能去除火車前方障礙物的排障器、防止客艙出軌的機器裝置，也支持火車路軌改用寛軌設計。不過，這些發明統統是針對當下所做的設置，他於一八三九年設計、測試的「自動記錄儀器」卻截然不同。按照巴貝奇的構想，儀器包括一張桌子、數支筆，還有一大卷緩緩滾動的紙條，固定在火車車廂的內在框架之上，隨着火車移動擺盪，筆尖就會在紙上繪出曲線，另有一支可升降的筆，每半秒點在紙上，從而判定車速變化。
在自傳中，巴貝奇解釋這套儀器的用處：「我相信，採用機械性的記錄方式，將會為鐵路旅行帶來更大的安全，因為它們將會變成永不出錯的事實記錄，擔當正直的證人，見證災難發生之前的一刻。」與那個年代發明各類描圖記錄儀（如描波器、肌動描記器、心電圖儀等）的發明家一樣，巴貝奇信奉描圖法的科學性及可靠性，相信機械自動記錄的好處，在於不經人手中介，也能客觀地直抵物件的真象。按格雷格·辛格爾（Greg Siegel）於《鑑證媒介：在加速現代性中重構災難》（Forensic Media: Reconstructing Accidents in Accelerated Modernity）的分析，透過記錄火車車廂的顫動，巴貝奇的儀器捕捉了科技災難所引起的劇震，假如先前的描圖儀的重心問題在於揭示自然的運作方式，巴貝奇的儀器則是詰問「科技為何會失靈」。
得到儀器的曲線圖像，到底有何作用？那就是要試圖將隨機性去除，解讀意外，拆解「發生什麼事」，決定「什麼事出錯」了。巴貝奇的記錄儀與其他火車安全器具有根本上的分別，因為它們所作用的時間並不相同，記錄儀着眼未來，承諾透過記錄當下，就能從錯誤中學習，根除災難，向光輝未來發展。假如排障器等裝置可於當下防止意外發生，記錄儀保護的對象卻是未來、尚未在場的乘客。透過解讀記錄儀留下的痕跡，過去、現在、未來就在圖紙上接軌，意外攤展到三個時態之中，並以科技裝置的不斷進步作為串連，勾出一整套災難的論述，許下為未來消災解困的承諾。這套邏輯一直延伸下去，主導了人們監察災難的方式。
以音軌保存雜聲
雖然，巴貝奇的儀器最後未有大規模地應用在火車之上，它所帶來的問題意識卻一直發展下去。意外所牽涉的事情眾多而繁雜，如何能夠穿透雜訊，回到災難發生的一刻？隨着科技發展，不同的技術體系爭逐位置，交替成為還原「事實真相」的指定方法。如果火車所採用的是以描圖儀為主的體系，航空科技則在描圖儀的基礎之上，補以聲音保存的技術。
在航空工業中，黑盒是一套時刻記錄航機資訊的資枓收集儀，包含飛行資料記錄器和駕駛艙通話記錄器兩個部件。前者用以記錄飛機的飛行參數，與巴貝奇的儀器相近，不過讀數和包含的數據面向更為精細；後者則意在記錄飛機航行時的各種聲音，包括正副機師的對話、與航空管制的通話、機內廣播及駕駛艙內的各種聲音。
對於黑盒來說，最重要的概念或許正是保存（preservation）。這固然與黑盒本身的物料設計有關：它耐熱、耐水、耐腐、耐衝擊、抗電流磁場，外圍以鈦鋼金屬覆蓋，置於飛機機尾，令其墜機時較難損壞，並輔以蜂鳴器，能在海底持續發訊三十天，以便搜索人員確認位置。由於飛機極為高速，它所引發的災害也特別嚴重，因此黑盒更着重防護的面向，人們甚至將堅不可摧的幻想投注其上，希望黑盒成為永久堅固的科技物。
關於留聲機的論述，或許正好總括了黑盒的問題意識。作為一種聲音儲存科技，留聲機開初就被視為一種適用於保存訊息，以供未來之人解讀的媒介，附帶一套永久保存的幻想。發明留聲機的愛迪生曾特意表明，「經多次實驗證明，唱片（record）的凹槽具有優秀的耐久性」，有些公司甚至聲稱他們的唱片產品堅不可摧，可以抵受強力衝擊，承受高溫燒燙，抵禦海水侵蝕。宣示唱片堅不可摧，媒介儲藏的資訊可以歷時而不變不衰，無限重複回放，正好與人們對災難記憶媒介的要求連通。
在唱片的物料特性以外，聲音本身也成了重構災難現場的一大要素，勾勒出飛機事故現場的場域。現時通用的黑盒，雛型來自澳洲化學家大衛·沃倫（David Warren）一九五四年的設計。他提交了一份名為〈協助調查飛機意外的裝置〉（A Device for Assisting Investigation into Aircraft Accidents）的技術備忘錄，認為機師在失事前或可獲知某些資訊，礙於事態緊急，未能及時以無線電通知他人，如有能夠記錄聲音的裝置，將可獲知災難發生前一刻的音痕，有助重構事件。對於這個設置，沃倫只有一個疑問，認為錄音或會影響機師，令正副機師之間的對話不再私密。為此他特意調整錄音長度，假如災難並未發生，錄音就會被後來的音頻覆蓋，不會受他人監察。正如聲音本身能使人感覺如臨實境，透過黑盒的錄音設備，設計者希望藉此回到災劫降臨的一剎，從對話中重構事件。
不過，事情並未與他所想發生。從駕駛艙通話記錄器中得到的音軌，並非一段能夠為混亂的情景帶來秩序的秘密訊息，往往只有一團雜音。一方面，駕駛艙的噪音異常嘈雜，風聲、機器聲、警號交錯，容易將機師的對話掩去；另一方面，即使能夠聽清機師的聲音，也只會聽見一些細瑣而難以拼湊事件原貌的語句，或是表示奇怪，或是無法理解情況，只能知道他們直至墜機一刻仍在竭力挽救航機。今日，一旦發生空難事故，就會組成委員會，聆聽黑盒內的錄音，從而解讀災難的真貌。負責分析這些記錄的鑑證聲音專家表示，他們往往只能從背景裡的雜音，比如引擎聲、啪㗳聲等，從異常中推斷出事故的起因。本來只屬背景的雜音，竟成了解讀的關鍵，情況一如法國哲學家塞荷（Michel Serres）所言，噪音才是確保交流溝通的基礎條件，雪花聲裡藏有解密金鑰。
以攝影實驗意外
最切身的科技事故，或許就是車禍。即使我們自身從未遇險，至少受過車禍影響。按照運輸署的統計，香港近五年涉及人命傷亡的交通意外，總宗數約為16000宗左右，當中約100宗牽涉致命意外，而被歸類為嚴重事故的平均為2000宗上下。換句話說，平均而言，每天大約會發生近43宗交通意外，而每三四天則會出現致命意外。單就交通意外的宗數而言，自一九五三年至今，發展趨勢可謂一直上揚。不過，比起路面車輛總數的大幅增加，致命及嚴重意外的發生比率可說是逆向下跌。這些數字反映了汽車安全的穩步發展，今日即使有意外發生，司機和乘客也較高機會生還。汽車安全的發展，仗賴於汽車製造商的努力，而這一切又牽繫於一套特殊的科技儀式：汽車碰撞測試。
與汽車安全相關的論述，原來經歷過一場重大的轉折。一九五〇年代前，車禍的責任往往會歸到司機身上。在這種理解下，意外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的成因是司機性格有缺陷，技術及心態不好，才會造成人命傷亡。因此，在對策上，人們通常會聚焦於教育司機，導正他們的壞脾性，而不會着眼於汽車本身的設計。後來，發明家德黑文（Hugh DeHaven）發表了研究報告，分析人體從高處墮下的案例，發現人體原來可以承受強力衝擊。在此之上，美國空軍上校斯塔普（John Paul Stapp）以自身為實驗對象，甚至曾經將自己綁在滑車上，以火箭加速至逾1000 km/h，並以水阻於1.1秒內減速，證明人體可以承受46G的減速，事後他得到了「世上最快之人」的名號。由此可見，引起交通意外傷亡的，未必是人體所承受的壓力本身，而是汽車的內外設計。德黑文本是一名機師，在加拿大受訓期間發生空難而倖存，這種第一身的體驗，令他好奇自己生還的原因，從而發展出對耐撞性（crashworthiness）的理解，加以研究。自此，汽車的設計改變方向，削除各種三尖八角的內外設計，在車頭設置摺皺緩衝區（crumple zone），加裝氣袋、安全帶等設置，透過延長衝擊時間，加大受撞範圍，減輕司機及乘客損傷。整個論述的引導原則，也從「如何避免意外發生」，改為「如何令人存活下去」，因為隨着路面車輛增加，災難不再是可以避免之事，問題只在何時發生。
為了實現這一套理解，研究人員開始系統地研究汽車的碰撞動力學。由於從實際的意外現場所收集的證供難以信靠，研究人員就設計出碰撞實驗，將汽車意外搬入廠房，以高速攝影機拍下災難實況，從而觀察碰撞前後的各種參數。這種科學化的碰撞測試，設置如同拍攝片場，備有高級燈光，多角度拍攝，意圖以攝影技術迫近災難發生的瞬間。假如空難的記錄將揭示真相的信念投放在錄音和繪圖技術之上，汽車碰撞測試則以攝影技術押注，認定它能記錄真實。
為求實驗結果公正，其後的碰撞測試不再以志願者進行，改而採用碰撞測試假人。與日常的理解不同，假人非常堅固，製作成本高昂，不會斷手斷腳，一生或會經歷數以千計的測試，透過裝設在假人體內的多重感測器，提供實驗數據。在測試中，研究人員也會在假人的頭上塗上顏料，確定頭部受衝擊的位置。正是借助實驗讀數和高速攝影，現時我們才了解一場車禍其實包含了三次衝擊，從車廂的衝擊，到人體的衝擊，以至內臟的衝擊，並按此改善車輛設計。在假人設計上，有三種重要指標：1）生物像真性（bio-fidelity），如重量分佈及部件是否還原了特定的人體設計；2）重複性（repeatability），則假人能否在重複測試中提供相近的讀數；3）再生產性（reproducibility），則同型號的不同假人能否提供相近的讀數。假人的設計指標，顯然與整套科學實驗的綱領契合，因為實驗理應可以重複而被證偽。為了能夠迫近災難的實相，汽車碰撞測試以攝影技術攤展時間，將意外從隨機事件變成可以重複的科學實驗。時至今日，研究人員甚至打算在每輛車上裝設感測器，按其所言，「高速公路成了實驗室」[2]，整個現世也同樣被摺入實驗之中。
意外重複上演
正是因為科技的發展，意外及災難又再次成為了人們關注的事情，甚至需要組織出一套應對這個問題的方法，皆因科技引起的災難乃由人手而起，並非外力所致。經過現代化的去魅之後，人們無法以神怪之力，去解釋難以預料的意外起因。科技總會失靈，災難必會發生，那些難以說清成因的事情，就以偶然、意外的姿態顯現，必然出現，同時難以解決。
羅蘭·巴特在《神話學》中提出「疫苗接種」（inoculation/vaccine）的說法，指出某些論述會承認（階級制度的）偶發之惡，從而使人忽視主要之惡。《鑑證媒介》的作者借此討論關於意外的論述，認為「機器故障一次，就能防止它未來再次失靈」的說法，正合疫苗接種的邏輯，只要以特定的方式回應災難的挑戰，大眾就不致對原有的社會秩序有太大質疑。前述的種種災難記憶媒介，正是沿用這種邏輯，用以解決大眾恐慌的手段。透過這些儀器，災難就能被收歸，以實證調查、理性解釋、機構管理的方法壓下。在《鑑證媒介》的討論之中，辛格爾把那些記錄儀稱作「鑑證媒介」，整個意外鑑證學所採用的裝置和慣用手法，旨在應對意外破碎的時間性和難以確定的本體論，為之恢復一套精確的先後次序，並以敘述好好包裹，解釋成有起承轉合的事件，賦予因果關係。在這種理解之下，「災難為何發生」的問題，被置換為「災難如何發生」，意外的成因繁多龐雜，也許難以歸結於一處，但由鑑證重構，獲取發生的前後細節，意外彷彿就已被解釋清楚，可以處理。經過鑑證的工作，意外也同樣被轉換為可以計量的風險（risk），形同必然會發生的偶然事件，甚至能夠測定意外率及賠償額，指導法庭和保險機構，與本來意在根絕災難的想法大相徑庭。
在實務上，科技災難也帶來了法律上的問題，特別是法律責任（liability）這一方面。正因為科技複雜而牽連廣闊，意外一旦發生，誰應被追究責任？本來，英美的法律一直以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為重心，不論犯案者是否有意為之，只要能夠證明他的行為致使意外發生，就能追究責任。不過，當運輸科技發展得越發精細，涉案者可以包括工程師、營運者、司機，甚至出自機器本身的故障，法庭就難以斷言因果關係，判定錯誤歸咎於單一人士。隨着相關的官司增多，法律上就逐步衍生出對於疏忽（negligence）的現代理解，如因涉事者缺乏注意，導致意外發生，就需要負上責任。正是透過意外鑑證學的調查，將因果連接，法庭才能以判決令事情看似圓滿地落幕。
《鑑證媒介》指出，意外鑑證學可以仔細地分成四重的重複。第一重重複，讓人想起過往曾經發生的災難，每一具屍首、每一場意外都各有不同，我們卻早已看慣它的模樣，過去因而縈繞當下；第二重重複，則是意外可能會再度發生，假如我們未能發現成因，預防往後的災劫；第三重重複，將意外本身變成一場重演，以各種方式調查、研究、想像，繼而提出假說，直至這些假想與所知的事實吻合為止；第四重重複，則是將意外以科學化的方式再現出來，透過鑑證媒介所收集的資料為中介，重構出意外的實況。在意外之上疊加的重複，令意外更為詭秘，在鑑證的過程中甚至更為顯現，「重構災難」的特殊之處於焉展開。
人越是渴望掃除意外和災難所引起的不安，就越是難以釋懷，皆因它所牽涉的時態如此糾結。透過鑑證媒介的記錄，我們終可逐步迫近災難發生的當下，卻始終無法直抵意外的真實，抓住它的本質解釋一切，根除所有災難。科技裝置總會包含記錄自身失靈的器具，「災難為何發生」，「如何避免意外重複」，「如何記錄意外」，問題輪番上演，答案同樣日新月異，以不同的方法拆解一個無解的難題。也許，不以科技為進步的唯一指標，不把災劫視作科技反噬的復仇力量，承認因果未必能夠為我們全盤掌握，我們才能真真正正地明白，「如何記憶災難」。
[1] Félix Tourneux, Encyclopédie des chemins de fer et des machines à vapeur (Paris, 1844), pp. 2-10.
[2] Mary Bellis, “The History of Crash Test Dummies,” ThoughtCo., April 17, 2019. https://www.thoughtco.com/history-of-crash-test-dummies-1992406.
（原刊《Sample 樣本》第十八期〈災難應變手冊〉）
A Loner's Dis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