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黑盒,我們並不陌生。即使對飛機航行的原理一竅不通,我們也會知道,假如飛機失事了,尋找黑盒總是當務之急,許多時候甚至要比搜救乘客來得重要。問題倒是,俗稱黑盒的飛行記錄器,到底向我們展示了什麼?為何這些運輸科技,必然會載有某種記錄儀器,將自身的失靈破敗包裹在機身之內?回溯這類儀器的發展歷史,究竟會呈現出怎樣的一幅圖像?

高速運輸科技令生活更為便捷,交通和物流越益發展,成為了當代生活的基石。然而,車速越快,代表車輛所帶來的災害越是嚴重。假如人類的現代化正正等同於加速化,工業革命以降的人類加速史,從火車、飛機到汽車的進程,究竟採用怎樣的方法,試圖馴服科技發展的破壞力量?一直以來,我們究竟如何觀察災難的發生過程?重構意外,到底所為何事?

以線段連起時態

每一場科技發展,都蘊含了新型的災難場景。工業革命的蒸汽機,將煤炭儲藏的能源再次釋放,讓一切得以加速,時空因而壓縮——自此,人造科技的失靈,才終於得以造就毀滅性的奇觀。

沃夫岡·施弗布舒(Wolfgang Schivelbusch)的經典論著《鐵道之旅:十九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撥出了兩個章節,討論由火車而生的災難及其引起的心理壓力。他指出,人們開初對火車的理解是矛盾的,既認為火車旅程異常安全,又會將火車視作危險之物,如同炮彈般穿透時空,致使乘客總有一種即將逢災的陰影,因為他們「總是極有可能發生意外,而又無能力影響車輛的行進」。然而,隨着鐵路變得日常,這種受災之感也慢慢息微,直至又一場意外喚醒這種危機意識。施弗布舒也提到,自然越受科技操控,人為災禍的嚴重性也會越益提高,在工業革命以前,災難往往以天災的形式發生,從外部侵入人類世界。不過,蒸汽機出現以後,災難卻是來自內部的,科技裝置能夠摧毀自身,發展越是發達,越是善於轉換能源,就越能引起大型的災害;馬車的車軸折斷只屬不便,然而火車斷軸卻會引發大型災害。一八四二年於歐洲發生的首次火車事故,掀起了民眾恐慌。事後,意外就成了科技進步的反向詞,一部於一八四四年出版的百科全書甚至宣稱,「所有人造物件均可受意外所影響〔…〕它們越完美,發生的意外就越是嚴重。因此,如果不在每一點上嚴密監察,最強力而最完美的工業機器,即是蒸汽引擎和鐵路列車,就會引發最為慘重而致命的事件。」[1]

這樣的推想似乎相當直接:經過嚴密監察,就能避免意外發生。然而,實際上如何實行?當時,許多發明家也絞盡腦汁,試圖研發出各類防止火車意外的器具,以求令旅程更為安全。被視為電腦先驅的英國數學家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設計了幾款發明,包括能去除火車前方障礙物的排障器、防止客艙出軌的機器裝置,也支持火車路軌改用寛軌設計。不過,這些發明統統是針對當下所做的設置,他於一八三九年設計、測試的「自動記錄儀器」卻截然不同。按照巴貝奇的構想,儀器包括一張桌子、數支筆,還有一大卷緩緩滾動的紙條,固定在火車車廂的內在框架之上,隨着火車移動擺盪,筆尖就會在紙上繪出曲線,另有一支可升降的筆,每半秒點在紙上,從而判定車速變化。

在自傳中,巴貝奇解釋這套儀器的用處:「我相信,採用機械性的記錄方式,將會為鐵路旅行帶來更大的安全,因為它們將會變成永不出錯的事實記錄,擔當正直的證人,見證災難發生之前的一刻。」與那個年代發明各類描圖記錄儀(如描波器、肌動描記器、心電圖儀等)的發明家一樣,巴貝奇信奉描圖法的科學性及可靠性,相信機械自動記錄的好處,在於不經人手中介,也能客觀地直抵物件的真象。按格雷格·辛格爾(Greg Siegel)於《鑑證媒介:在加速現代性中重構災難》(Forensic Media: Reconstructing Accidents in Accelerated Modernity)的分析,透過記錄火車車廂的顫動,巴貝奇的儀器捕捉了科技災難所引起的劇震,假如先前的描圖儀的重心問題在於揭示自然的運作方式,巴貝奇的儀器則是詰問「科技為何會失靈」。

得到儀器的曲線圖像,到底有何作用?那就是要試圖將隨機性去除,解讀意外,拆解「發生什麼事」,決定「什麼事出錯」了。巴貝奇的記錄儀與其他火車安全器具有根本上的分別,因為它們所作用的時間並不相同,記錄儀着眼未來,承諾透過記錄當下,就能從錯誤中學習,根除災難,向光輝未來發展。假如排障器等裝置可於當下防止意外發生,記錄儀保護的對象卻是未來、尚未在場的乘客。透過解讀記錄儀留下的痕跡,過去、現在、未來就在圖紙上接軌,意外攤展到三個時態之中,並以科技裝置的不斷進步作為串連,勾出一整套災難的論述,許下為未來消災解困的承諾。這套邏輯一直延伸下去,主導了人們監察災難的方式。

以音軌保存雜聲

雖然,巴貝奇的儀器最後未有大規模地應用在火車之上,它所帶來的問題意識卻一直發展下去。意外所牽涉的事情眾多而繁雜,如何能夠穿透雜訊,回到災難發生的一刻?隨着科技發展,不同的技術體系爭逐位置,交替成為還原「事實真相」的指定方法。如果火車所採用的是以描圖儀為主的體系,航空科技則在描圖儀的基礎之上,補以聲音保存的技術。

在航空工業中,黑盒是一套時刻記錄航機資訊的資枓收集儀,包含飛行資料記錄器和駕駛艙通話記錄器兩個部件。前者用以記錄飛機的飛行參數,與巴貝奇的儀器相近,不過讀數和包含的數據面向更為精細;後者則意在記錄飛機航行時的各種聲音,包括正副機師的對話、與航空管制的通話、機內廣播及駕駛艙內的各種聲音。

對於黑盒來說,最重要的概念或許正是保存(preservation)。這固然與黑盒本身的物料設計有關:它耐熱、耐水、耐腐、耐衝擊、抗電流磁場,外圍以鈦鋼金屬覆蓋,置於飛機機尾,令其墜機時較難損壞,並輔以蜂鳴器,能在海底持續發訊三十天,以便搜索人員確認位置。由於飛機極為高速,它所引發的災害也特別嚴重,因此黑盒更着重防護的面向,人們甚至將堅不可摧的幻想投注其上,希望黑盒成為永久堅固的科技物。

關於留聲機的論述,或許正好總括了黑盒的問題意識。作為一種聲音儲存科技,留聲機開初就被視為一種適用於保存訊息,以供未來之人解讀的媒介,附帶一套永久保存的幻想。發明留聲機的愛迪生曾特意表明,「經多次實驗證明,唱片(record)的凹槽具有優秀的耐久性」,有些公司甚至聲稱他們的唱片產品堅不可摧,可以抵受強力衝擊,承受高溫燒燙,抵禦海水侵蝕。宣示唱片堅不可摧,媒介儲藏的資訊可以歷時而不變不衰,無限重複回放,正好與人們對災難記憶媒介的要求連通。

在唱片的物料特性以外,聲音本身也成了重構災難現場的一大要素,勾勒出飛機事故現場的場域。現時通用的黑盒,雛型來自澳洲化學家大衛·沃倫(David Warren)一九五四年的設計。他提交了一份名為〈協助調查飛機意外的裝置〉(A Device for Assisting Investigation into Aircraft Accidents)的技術備忘錄,認為機師在失事前或可獲知某些資訊,礙於事態緊急,未能及時以無線電通知他人,如有能夠記錄聲音的裝置,將可獲知災難發生前一刻的音痕,有助重構事件。對於這個設置,沃倫只有一個疑問,認為錄音或會影響機師,令正副機師之間的對話不再私密。為此他特意調整錄音長度,假如災難並未發生,錄音就會被後來的音頻覆蓋,不會受他人監察。正如聲音本身能使人感覺如臨實境,透過黑盒的錄音設備,設計者希望藉此回到災劫降臨的一剎,從對話中重構事件。

不過,事情並未與他所想發生。從駕駛艙通話記錄器中得到的音軌,並非一段能夠為混亂的情景帶來秩序的秘密訊息,往往只有一團雜音。一方面,駕駛艙的噪音異常嘈雜,風聲、機器聲、警號交錯,容易將機師的對話掩去;另一方面,即使能夠聽清機師的聲音,也只會聽見一些細瑣而難以拼湊事件原貌的語句,或是表示奇怪,或是無法理解情況,只能知道他們直至墜機一刻仍在竭力挽救航機。今日,一旦發生空難事故,就會組成委員會,聆聽黑盒內的錄音,從而解讀災難的真貌。負責分析這些記錄的鑑證聲音專家表示,他們往往只能從背景裡的雜音,比如引擎聲、啪㗳聲等,從異常中推斷出事故的起因。本來只屬背景的雜音,竟成了解讀的關鍵,情況一如法國哲學家塞荷(Michel Serres)所言,噪音才是確保交流溝通的基礎條件,雪花聲裡藏有解密金鑰。

以攝影實驗意外

最切身的科技事故,或許就是車禍。即使我們自身從未遇險,至少受過車禍影響。按照運輸署的統計,香港近五年涉及人命傷亡的交通意外,總宗數約為16000宗左右,當中約100宗牽涉致命意外,而被歸類為嚴重事故的平均為2000宗上下。換句話說,平均而言,每天大約會發生近43宗交通意外,而每三四天則會出現致命意外。單就交通意外的宗數而言,自一九五三年至今,發展趨勢可謂一直上揚。不過,比起路面車輛總數的大幅增加,致命及嚴重意外的發生比率可說是逆向下跌。這些數字反映了汽車安全的穩步發展,今日即使有意外發生,司機和乘客也較高機會生還。汽車安全的發展,仗賴於汽車製造商的努力,而這一切又牽繫於一套特殊的科技儀式:汽車碰撞測試。

與汽車安全相關的論述,原來經歷過一場重大的轉折。一九五〇年代前,車禍的責任往往會歸到司機身上。在這種理解下,意外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的成因是司機性格有缺陷,技術及心態不好,才會造成人命傷亡。因此,在對策上,人們通常會聚焦於教育司機,導正他們的壞脾性,而不會着眼於汽車本身的設計。後來,發明家德黑文(Hugh DeHaven)發表了研究報告,分析人體從高處墮下的案例,發現人體原來可以承受強力衝擊。在此之上,美國空軍上校斯塔普(John Paul Stapp)以自身為實驗對象,甚至曾經將自己綁在滑車上,以火箭加速至逾1000 km/h,並以水阻於1.1秒內減速,證明人體可以承受46G的減速,事後他得到了「世上最快之人」的名號。由此可見,引起交通意外傷亡的,未必是人體所承受的壓力本身,而是汽車的內外設計。德黑文本是一名機師,在加拿大受訓期間發生空難而倖存,這種第一身的體驗,令他好奇自己生還的原因,從而發展出對耐撞性(crashworthiness)的理解,加以研究。自此,汽車的設計改變方向,削除各種三尖八角的內外設計,在車頭設置摺皺緩衝區(crumple zone),加裝氣袋、安全帶等設置,透過延長衝擊時間,加大受撞範圍,減輕司機及乘客損傷。整個論述的引導原則,也從「如何避免意外發生」,改為「如何令人存活下去」,因為隨着路面車輛增加,災難不再是可以避免之事,問題只在何時發生。

為了實現這一套理解,研究人員開始系統地研究汽車的碰撞動力學。由於從實際的意外現場所收集的證供難以信靠,研究人員就設計出碰撞實驗,將汽車意外搬入廠房,以高速攝影機拍下災難實況,從而觀察碰撞前後的各種參數。這種科學化的碰撞測試,設置如同拍攝片場,備有高級燈光,多角度拍攝,意圖以攝影技術迫近災難發生的瞬間。假如空難的記錄將揭示真相的信念投放在錄音和繪圖技術之上,汽車碰撞測試則以攝影技術押注,認定它能記錄真實。

為求實驗結果公正,其後的碰撞測試不再以志願者進行,改而採用碰撞測試假人。與日常的理解不同,假人非常堅固,製作成本高昂,不會斷手斷腳,一生或會經歷數以千計的測試,透過裝設在假人體內的多重感測器,提供實驗數據。在測試中,研究人員也會在假人的頭上塗上顏料,確定頭部受衝擊的位置。正是借助實驗讀數和高速攝影,現時我們才了解一場車禍其實包含了三次衝擊,從車廂的衝擊,到人體的衝擊,以至內臟的衝擊,並按此改善車輛設計。在假人設計上,有三種重要指標:1)生物像真性(bio-fidelity),如重量分佈及部件是否還原了特定的人體設計;2)重複性(repeatability),則假人能否在重複測試中提供相近的讀數;3)再生產性(reproducibility),則同型號的不同假人能否提供相近的讀數。假人的設計指標,顯然與整套科學實驗的綱領契合,因為實驗理應可以重複而被證偽。為了能夠迫近災難的實相,汽車碰撞測試以攝影技術攤展時間,將意外從隨機事件變成可以重複的科學實驗。時至今日,研究人員甚至打算在每輛車上裝設感測器,按其所言,「高速公路成了實驗室」[2],整個現世也同樣被摺入實驗之中。

意外重複上演

正是因為科技的發展,意外及災難又再次成為了人們關注的事情,甚至需要組織出一套應對這個問題的方法,皆因科技引起的災難乃由人手而起,並非外力所致。經過現代化的去魅之後,人們無法以神怪之力,去解釋難以預料的意外起因。科技總會失靈,災難必會發生,那些難以說清成因的事情,就以偶然、意外的姿態顯現,必然出現,同時難以解決。

羅蘭·巴特在《神話學》中提出「疫苗接種」(inoculation/vaccine)的說法,指出某些論述會承認(階級制度的)偶發之惡,從而使人忽視主要之惡。《鑑證媒介》的作者借此討論關於意外的論述,認為「機器故障一次,就能防止它未來再次失靈」的說法,正合疫苗接種的邏輯,只要以特定的方式回應災難的挑戰,大眾就不致對原有的社會秩序有太大質疑。前述的種種災難記憶媒介,正是沿用這種邏輯,用以解決大眾恐慌的手段。透過這些儀器,災難就能被收歸,以實證調查、理性解釋、機構管理的方法壓下。在《鑑證媒介》的討論之中,辛格爾把那些記錄儀稱作「鑑證媒介」,整個意外鑑證學所採用的裝置和慣用手法,旨在應對意外破碎的時間性和難以確定的本體論,為之恢復一套精確的先後次序,並以敘述好好包裹,解釋成有起承轉合的事件,賦予因果關係。在這種理解之下,「災難為何發生」的問題,被置換為「災難如何發生」,意外的成因繁多龐雜,也許難以歸結於一處,但由鑑證重構,獲取發生的前後細節,意外彷彿就已被解釋清楚,可以處理。經過鑑證的工作,意外也同樣被轉換為可以計量的風險(risk),形同必然會發生的偶然事件,甚至能夠測定意外率及賠償額,指導法庭和保險機構,與本來意在根絕災難的想法大相徑庭。

在實務上,科技災難也帶來了法律上的問題,特別是法律責任(liability)這一方面。正因為科技複雜而牽連廣闊,意外一旦發生,誰應被追究責任?本來,英美的法律一直以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為重心,不論犯案者是否有意為之,只要能夠證明他的行為致使意外發生,就能追究責任。不過,當運輸科技發展得越發精細,涉案者可以包括工程師、營運者、司機,甚至出自機器本身的故障,法庭就難以斷言因果關係,判定錯誤歸咎於單一人士。隨着相關的官司增多,法律上就逐步衍生出對於疏忽(negligence)的現代理解,如因涉事者缺乏注意,導致意外發生,就需要負上責任。正是透過意外鑑證學的調查,將因果連接,法庭才能以判決令事情看似圓滿地落幕。

《鑑證媒介》指出,意外鑑證學可以仔細地分成四重的重複。第一重重複,讓人想起過往曾經發生的災難,每一具屍首、每一場意外都各有不同,我們卻早已看慣它的模樣,過去因而縈繞當下;第二重重複,則是意外可能會再度發生,假如我們未能發現成因,預防往後的災劫;第三重重複,將意外本身變成一場重演,以各種方式調查、研究、想像,繼而提出假說,直至這些假想與所知的事實吻合為止;第四重重複,則是將意外以科學化的方式再現出來,透過鑑證媒介所收集的資料為中介,重構出意外的實況。在意外之上疊加的重複,令意外更為詭秘,在鑑證的過程中甚至更為顯現,「重構災難」的特殊之處於焉展開。

人越是渴望掃除意外和災難所引起的不安,就越是難以釋懷,皆因它所牽涉的時態如此糾結。透過鑑證媒介的記錄,我們終可逐步迫近災難發生的當下,卻始終無法直抵意外的真實,抓住它的本質解釋一切,根除所有災難。科技裝置總會包含記錄自身失靈的器具,「災難為何發生」,「如何避免意外重複」,「如何記錄意外」,問題輪番上演,答案同樣日新月異,以不同的方法拆解一個無解的難題。也許,不以科技為進步的唯一指標,不把災劫視作科技反噬的復仇力量,承認因果未必能夠為我們全盤掌握,我們才能真真正正地明白,「如何記憶災難」。

[1] Félix Tourneux, Encyclopédie des chemins de fer et des machines à vapeur (Paris, 1844), pp. 2-10.

[2] Mary Bellis, “The History of Crash Test Dummies,” ThoughtCo., April 17, 2019. https://www.thoughtco.com/history-of-crash-test-dummies-1992406.

(原刊《Sample 樣本》第十八期〈災難應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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