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蟲和人類的演化傾向

在前面的章節,我們展示了十八、十九世紀時,人們對昆蟲的理解和驚詫。這不單單因為昆蟲經過數千萬年演化之後,變得與我們殊異;也不單單因為,昆蟲的各項機能發展得極為精緻,以致人類渴望從它們身上學習科技。更為精準的理解是,人類與昆蟲分別演化,直至某個時點,人類終於能夠透過自身的科技,將昆蟲的肉身視作另一系統的科技,並將兩者接通。正是新型的視覺(化)工具(如顯微鏡、攝影機、自動機器、描圖器等),加上分析性思維的模式轉變(比如將時間拆細成均等的單位,將行為割成可分析的碎片),我們才有能力觀察昆蟲的生態,而這些工具反過來也宰制了我們觀察的模態和角度。於此,人類和昆蟲對科技相異的理解,正是關鍵之一。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討論之中,這些討論歸入了直覺(instinct)和智性(intellect)的兩種進路之中。

按我們今日的理解,直覺是與習得行為對立的,體現為先天、後天、遺傳、環境、天性、教養這些二分詞。不過,在十九世紀中段,人們則集中討論,直覺本身究竟是與生俱來抑或後天習得的。比如達爾文,就認為直覺是一種遺傳,更指它是遺傳的習得行為,不是某種自動化的行為,反而是智性的表達,代表動物具有能力學習,並不斷完善自身,傳到後代。

對於這個問題,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則有另一套理解。在他筆下,直覺和智性雖然互有關聯,但終究是兩種質性上不同的進化傾向。柏格森在《創化論》(Creative Evolution)中,試圖以傾向(tendency)來解釋生物的演化。首先,植物和動物率先分家,前者以植物性蟄伏(vegetative torpor)為傾向,留守一地,藉光合作用將空氣和泥土的養份,而後者則按直覺和智性兩種傾向發展。在這種理解下,物質世界昰一個難題,不同的生物面對自然所帶來的諸種環境、事件、問題,則會按傾向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正是於這個層面上,物種之間產生差異,分別演化,時至今天,植物、昆蟲和脊椎動物恰恰就是這些傾向具體的生命體現。按照柏格森的理解,節肢動物乃是按照直覺發展的動物,而其中昆蟲(尤其是膜翅目,如蜜蜂和蟻)正是直覺發展的頂點,相對而言,脊椎動物按照智性發展,而人類則是當中的頂點。

柏格森認為,面對物質世界的時候,生物有兩種不同的選擇:要不,就以有機物質生成工具,直接作用於世界;要不,就透過其他無機物質製成工具,間接作用於世界。前者以直覺行事,後者則是智性使然。換句話說,直覺就是以肉身為器具,發展出特定的身體形態,直接應對環境帶來的挑戰,而智性則從外在環境搜集物料,製成工具。因此,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中,昆蟲以身體處理物質的方法,往往來得更為完美,反之,人類製成的工具,雖然未必能夠完善地解決特定問題,有時難以控制,卻也更容易適應其他環境,適用於解決其他問題。因此,按照柏格森的理解,直覺所指的並非某種自然反應,而是透過身體彰顯的某些特定行為,將自身的獨特構造發展成固定的動作,這些行為並非習得而來,而與周遭環境有所扣連。隨着環境生態轉變,自然(作為一種盲目的演化機制)也會讓昆蟲的身體變化,藉以解決嶄新的問題,這也意味着新品種的誕生;倒過來說,飛蛾撲火是因為直覺使它的身體不得不如此做,直覺行為不會吸收新知,不會運用個體過去的經驗改變未來,只會將群體的過去壓縮為既定的行為,以便於當下隨時重複。由於直覺與智性只屬傾向,實際上昆蟲和人同樣會展現出直覺和智性的面向。有趣的是,以昆蟲為例子,智性之所以出現,往往是源於直覺失效,一些編定的行為無法順利進行;一如人類,當我們想做的行動失敗的時候,我們才會有意識更動自己的行為,假如我們毋需思考,只作行動,智性就不需顯露。智性的體現,正在於選擇其他可行的行為(因此昆蟲選取何地進行特定行為亦屬一例),又或懂得以外在的工具,去重新理解、處理眼前的情況。透過這種理解,柏格森所攻擊的,其實是一套具有目的論的進化論,說明品種的差異乃由演化傾向的質性差異而起,不僅是強度的差異,人類並不一定是萬物演化的最終目標,同時他也以哲學的方式,闡述了達爾文提出的自然選擇,並將之帶往生物科學以外的層面。

澳洲女性主義哲學家格羅茲(Elizabeth Grosz)在著作《時間的旅行》(Time Travels,另可參照The Nick of Time)解讀柏格森時特意指出,科技就是後設的生產(metaproduction):製作一些可以製作其他物件的物件。正如柏格森提到:「智性每滿足一個需要,就會開展出新的需要。〔…〕簡略來說〔…〕智性就是製作人工物的能力,特別是用以製造其他工具的工具,而且會無限期地變換生產形式。」智性的功能就是不斷擴張,將自己的範疇拓展開去。回到十八、十九世紀的討論,我們會發現,在柏格森以外,許多討論昆蟲的人往往會把昆蟲的直覺性生活,看成是機械性的重複動作,並藉此提倡一種昆蟲式的生產及社會模型,滿足工業革命後的需要。這一種對待昆蟲的方法,或許稱得上是將直覺再次以智性重新處理一次:本來與環境具有直接扣連的昆蟲,再一次被人類的分析思維取捨、提煉,產出用以生產更多工具的知識及生產設備;假如我們將當代社會稱作昆蟲型社會,那就必須率先留意,這裡所謂的昆蟲早經人類中介,從縱橫交錯的環境、生態及相應的關係中割離,變成了義肢及生產義肢的義肢,只餘抽象的圖樣。

集群的智慧

經過這兩節,我們可以發現,昆蟲研究往往是模棱兩可的。同樣以實證為基礎,昆蟲研究的結果卻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讀:一方面,它可以引領我們理解昆蟲如何與環境互動,與同類溝通,開展出不一樣的世界及科技觀;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引向福特主義式的分工合作及社會模型,乃至淪為極權合理化社會分層的證據。似乎,將昆蟲的生態轉化為人類模型的每一次嘗試,都容易帶來歪曲。

對於哲學家薩卡(Eugene Thacker)來說,此前的研究之所以問題處處,其實是因為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構想,希望可以確立「生命就是X」的問題。這種想法往往會把生命歸結為某項單一的東西,比如靈魂、運作機制、基因等,聲稱這就是生命之為生命的關鍵,探求的其實是生命的本質。這種本質化的想法,不但限制了生命的可能,將生命化約為一物,有時更會賦予了人們藉機施行壓迫的力量。單就先前的例子可見,人們從如蟻如蜂的社交昆蟲中看出社會性,視之為具嚴格分層、中央控制的極權社會,其實只是把我們的社會觀套在昆蟲身上,將人類的社會性證成自然通用的規例,繼而反證出更緊密嚴厲的社會是合理的(於此,我們可以留意,這些理論往往只會聚焦於特定品種的昆蟲特性,而忽視、否定其他不符模型的品種)。

假如,我們還是要從昆蟲研究中產出新的構想,這些新概念又如何能夠變得有效而豐厚?這也許就代表,我們必須要放下對生命本質的探求,撇下人類慣常的想法,試圖從昆蟲的生態中尋找新的配置方式,帶來新的想像,一如我們從觀察昆蟲所得的各種科技進展一樣。

在〈網絡、集群、諸眾〉一文中,薩卡透過集群(swarm)這個概念,勾連它與網絡及諸眾的關係,將三者設成是二十一世紀的身體政治;三種模型分別對應科技、生物和政治領域,成為分配和組織的方法。撇開了由蜂后下達命令的想像,或某種形而上的指導力量,蜂群就不再受任何外在力量所管制,每一個個體和環境交互感知、影響,繼而出現超越個體的能力及行動。因此,集群雖然無頭,是「多」而非「一」,外部看來卻有驚人的行動模式,湧現(emergent)和自組織(self-organisation)成了當中的關鍵詞。

我們平常所理解的網絡,固然與集群一樣,有去中心化的意味。不過,對於網絡的理解,卻往往建基於一種空間化的舉動,我們如在高處鳥瞰,觀察不同的節點(node)和連結(edge)之間的關係。然而,這一種空間化的理解,卻與我們的普遍感覺並不相同,因為,節點可以旋起旋滅,連結同樣可以轉變,我們卻難以在圖表上標明這些變化;換句話說,網絡的模型並未收入時間及變化,使網絡顯得相對靜態。反之,集群的特色正正在於,不同的個體互有連結,繼而將一個多重個體組成的集群,以關係拉成整體,個體間的關係顯得更為動態而多變。

有趣的是,關於集群的思考其實起源自二十世紀初,卻在二十世紀末再次冒現。比如惠勒的超有機體想法,就討論到某些集群的特性,他更認為湧現特性這個概念,挑戰了許多傳統的二分概念,諸如命定論與自由意志、連續性與不連續性、多與一的對立,由動物而生的現象,竟撼動了某些哲學概念的基礎。惠勒採用法語agencement一詞指稱這種動物的組織方法,更指它能延伸至物理、化學、心理及社會等範疇(其後,agencement這一詞則轉入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及瓜塔里的理論之中,亦即拼裝〔assemblage〕)。於此,關聯性(relatedness)成了主要的概念:生命不再單指一個個體,而是指向它如何與其他個體、物質動態地扣連,在環境中變化,向多重的方向發展,跨越諸種領域,拓出新意。在這種理解下,生命系統不是一個架構,而是一場場獨立上演的事件。

薩卡所理解的集群,就在這一個背景下出現。按他的說法,集群以關係性為基礎,聚合多重個體,這一個集體內部是異質的,毋須同化為一,當中每一個個體的欲求及行動,互動為自組織及湧現特性,而未由任何領袖統合一切。放在當下的群眾組織方式,這種集群的概念不難理解,不過薩卡也同樣指出,集群的政治意味是模棱兩可的,無法直接視之為追求民主的工具。

集群的問題,主要可以歸結為兩組概念:聚集性(collectivity)和連結性(connectivity)以及樣式(pattern)和目的(purpose)。一方面,群眾必須互有連結才能聚集,聚集卻不一定代表互有連結,有某種交流互通的渠道(不論那是通訊軟體抑或某種在場的行動及情動)。另一方面,集群雖有樣式可見,卻難以討論集群的目的,皆因個體各有追求。不過,在政治上,這些難題同樣是集群有趣之處:集群正因目標共同,才能稱作聚集,唯有透過這一共同目標,彼此才能連通。薩卡認為,網絡、集群和諸眾這些概念顯示,我們需要想像的是,如何從集群的內部構想出自治的原則;這不僅是個體或群體的自決想像,而是將自決視為自組織的原則。故此,薩卡所關注的,或許正是動員的方法及策略,唯有深入思考聚集性和目的,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集群的力量。由此可見,向昆蟲學習,不僅止於服務極權政體,鞏固既有的社會結構,更可發展出更基進的理解,將之化作日後的行動根據。

原載《Sample 樣本》第十九期〈昆蟲的後人類時代〉

See also:

蟲系科技的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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