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蟲和人類的演化傾向
在前面的章節，我們展示了十八、十九世紀時，人們對昆蟲的理解和驚詫。這不單單因為昆蟲經過數千萬年演化之後，變得與我們殊異；也不單單因為，昆蟲的各項機能發展得極為精緻，以致人類渴望從它們身上學習科技。更為精準的理解是，人類與昆蟲分別演化，直至某個時點，人類終於能夠透過自身的科技，將昆蟲的肉身視作另一系統的科技，並將兩者接通。正是新型的視覺（化）工具（如顯微鏡、攝影機、自動機器、描圖器等），加上分析性思維的模式轉變（比如將時間拆細成均等的單位，將行為割成可分析的碎片），我們才有能力觀察昆蟲的生態，而這些工具反過來也宰制了我們觀察的模態和角度。於此，人類和昆蟲對科技相異的理解，正是關鍵之一。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討論之中，這些討論歸入了直覺（instinct）和智性（intellect）的兩種進路之中。
按我們今日的理解，直覺是與習得行為對立的，體現為先天、後天、遺傳、環境、天性、教養這些二分詞。不過，在十九世紀中段，人們則集中討論，直覺本身究竟是與生俱來抑或後天習得的。比如達爾文，就認為直覺是一種遺傳，更指它是遺傳的習得行為，不是某種自動化的行為，反而是智性的表達，代表動物具有能力學習，並不斷完善自身，傳到後代。
對於這個問題，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則有另一套理解。在他筆下，直覺和智性雖然互有關聯，但終究是兩種質性上不同的進化傾向。柏格森在《創化論》（Creative Evolution）中，試圖以傾向（tendency）來解釋生物的演化。首先，植物和動物率先分家，前者以植物性蟄伏（vegetative torpor）為傾向，留守一地，藉光合作用將空氣和泥土的養份，而後者則按直覺和智性兩種傾向發展。在這種理解下，物質世界昰一個難題，不同的生物面對自然所帶來的諸種環境、事件、問題，則會按傾向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正是於這個層面上，物種之間產生差異，分別演化，時至今天，植物、昆蟲和脊椎動物恰恰就是這些傾向具體的生命體現。按照柏格森的理解，節肢動物乃是按照直覺發展的動物，而其中昆蟲（尤其是膜翅目，如蜜蜂和蟻）正是直覺發展的頂點，相對而言，脊椎動物按照智性發展，而人類則是當中的頂點。
柏格森認為，面對物質世界的時候，生物有兩種不同的選擇：要不，就以有機物質生成工具，直接作用於世界；要不，就透過其他無機物質製成工具，間接作用於世界。前者以直覺行事，後者則是智性使然。換句話說，直覺就是以肉身為器具，發展出特定的身體形態，直接應對環境帶來的挑戰，而智性則從外在環境搜集物料，製成工具。因此，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中，昆蟲以身體處理物質的方法，往往來得更為完美，反之，人類製成的工具，雖然未必能夠完善地解決特定問題，有時難以控制，卻也更容易適應其他環境，適用於解決其他問題。因此，按照柏格森的理解，直覺所指的並非某種自然反應，而是透過身體彰顯的某些特定行為，將自身的獨特構造發展成固定的動作，這些行為並非習得而來，而與周遭環境有所扣連。隨着環境生態轉變，自然（作為一種盲目的演化機制）也會讓昆蟲的身體變化，藉以解決嶄新的問題，這也意味着新品種的誕生；倒過來說，飛蛾撲火是因為直覺使它的身體不得不如此做，直覺行為不會吸收新知，不會運用個體過去的經驗改變未來，只會將群體的過去壓縮為既定的行為，以便於當下隨時重複。由於直覺與智性只屬傾向，實際上昆蟲和人同樣會展現出直覺和智性的面向。有趣的是，以昆蟲為例子，智性之所以出現，往往是源於直覺失效，一些編定的行為無法順利進行；一如人類，當我們想做的行動失敗的時候，我們才會有意識更動自己的行為，假如我們毋需思考，只作行動，智性就不需顯露。智性的體現，正在於選擇其他可行的行為（因此昆蟲選取何地進行特定行為亦屬一例），又或懂得以外在的工具，去重新理解、處理眼前的情況。透過這種理解，柏格森所攻擊的，其實是一套具有目的論的進化論，說明品種的差異乃由演化傾向的質性差異而起，不僅是強度的差異，人類並不一定是萬物演化的最終目標，同時他也以哲學的方式，闡述了達爾文提出的自然選擇，並將之帶往生物科學以外的層面。
澳洲女性主義哲學家格羅茲（Elizabeth Grosz）在著作《時間的旅行》（Time Travels，另可參照The Nick of Time）解讀柏格森時特意指出，科技就是後設的生產（metaproduction）：製作一些可以製作其他物件的物件。正如柏格森提到：「智性每滿足一個需要，就會開展出新的需要。〔…〕簡略來說〔…〕智性就是製作人工物的能力，特別是用以製造其他工具的工具，而且會無限期地變換生產形式。」智性的功能就是不斷擴張，將自己的範疇拓展開去。回到十八、十九世紀的討論，我們會發現，在柏格森以外，許多討論昆蟲的人往往會把昆蟲的直覺性生活，看成是機械性的重複動作，並藉此提倡一種昆蟲式的生產及社會模型，滿足工業革命後的需要。這一種對待昆蟲的方法，或許稱得上是將直覺再次以智性重新處理一次：本來與環境具有直接扣連的昆蟲，再一次被人類的分析思維取捨、提煉，產出用以生產更多工具的知識及生產設備；假如我們將當代社會稱作昆蟲型社會，那就必須率先留意，這裡所謂的昆蟲早經人類中介，從縱橫交錯的環境、生態及相應的關係中割離，變成了義肢及生產義肢的義肢，只餘抽象的圖樣。
集群的智慧
經過這兩節，我們可以發現，昆蟲研究往往是模棱兩可的。同樣以實證為基礎，昆蟲研究的結果卻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讀：一方面，它可以引領我們理解昆蟲如何與環境互動，與同類溝通，開展出不一樣的世界及科技觀；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引向福特主義式的分工合作及社會模型，乃至淪為極權合理化社會分層的證據。似乎，將昆蟲的生態轉化為人類模型的每一次嘗試，都容易帶來歪曲。
對於哲學家薩卡（Eugene Thacker）來說，此前的研究之所以問題處處，其實是因為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構想，希望可以確立「生命就是X」的問題。這種想法往往會把生命歸結為某項單一的東西，比如靈魂、運作機制、基因等，聲稱這就是生命之為生命的關鍵，探求的其實是生命的本質。這種本質化的想法，不但限制了生命的可能，將生命化約為一物，有時更會賦予了人們藉機施行壓迫的力量。單就先前的例子可見，人們從如蟻如蜂的社交昆蟲中看出社會性，視之為具嚴格分層、中央控制的極權社會，其實只是把我們的社會觀套在昆蟲身上，將人類的社會性證成自然通用的規例，繼而反證出更緊密嚴厲的社會是合理的（於此，我們可以留意，這些理論往往只會聚焦於特定品種的昆蟲特性，而忽視、否定其他不符模型的品種）。
假如，我們還是要從昆蟲研究中產出新的構想，這些新概念又如何能夠變得有效而豐厚？這也許就代表，我們必須要放下對生命本質的探求，撇下人類慣常的想法，試圖從昆蟲的生態中尋找新的配置方式，帶來新的想像，一如我們從觀察昆蟲所得的各種科技進展一樣。
在〈網絡、集群、諸眾〉一文中，薩卡透過集群（swarm）這個概念，勾連它與網絡及諸眾的關係，將三者設成是二十一世紀的身體政治；三種模型分別對應科技、生物和政治領域，成為分配和組織的方法。撇開了由蜂后下達命令的想像，或某種形而上的指導力量，蜂群就不再受任何外在力量所管制，每一個個體和環境交互感知、影響，繼而出現超越個體的能力及行動。因此，集群雖然無頭，是「多」而非「一」，外部看來卻有驚人的行動模式，湧現（emergent）和自組織（self-organisation）成了當中的關鍵詞。
我們平常所理解的網絡，固然與集群一樣，有去中心化的意味。不過，對於網絡的理解，卻往往建基於一種空間化的舉動，我們如在高處鳥瞰，觀察不同的節點（node）和連結（edge）之間的關係。然而，這一種空間化的理解，卻與我們的普遍感覺並不相同，因為，節點可以旋起旋滅，連結同樣可以轉變，我們卻難以在圖表上標明這些變化；換句話說，網絡的模型並未收入時間及變化，使網絡顯得相對靜態。反之，集群的特色正正在於，不同的個體互有連結，繼而將一個多重個體組成的集群，以關係拉成整體，個體間的關係顯得更為動態而多變。
有趣的是，關於集群的思考其實起源自二十世紀初，卻在二十世紀末再次冒現。比如惠勒的超有機體想法，就討論到某些集群的特性，他更認為湧現特性這個概念，挑戰了許多傳統的二分概念，諸如命定論與自由意志、連續性與不連續性、多與一的對立，由動物而生的現象，竟撼動了某些哲學概念的基礎。惠勒採用法語agencement一詞指稱這種動物的組織方法，更指它能延伸至物理、化學、心理及社會等範疇（其後，agencement這一詞則轉入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及瓜塔里的理論之中，亦即拼裝〔assemblage〕）。於此，關聯性（relatedness）成了主要的概念：生命不再單指一個個體，而是指向它如何與其他個體、物質動態地扣連，在環境中變化，向多重的方向發展，跨越諸種領域，拓出新意。在這種理解下，生命系統不是一個架構，而是一場場獨立上演的事件。
薩卡所理解的集群，就在這一個背景下出現。按他的說法，集群以關係性為基礎，聚合多重個體，這一個集體內部是異質的，毋須同化為一，當中每一個個體的欲求及行動，互動為自組織及湧現特性，而未由任何領袖統合一切。放在當下的群眾組織方式，這種集群的概念不難理解，不過薩卡也同樣指出，集群的政治意味是模棱兩可的，無法直接視之為追求民主的工具。
集群的問題，主要可以歸結為兩組概念：聚集性（collectivity）和連結性（connectivity）以及樣式（pattern）和目的（purpose）。一方面，群眾必須互有連結才能聚集，聚集卻不一定代表互有連結，有某種交流互通的渠道（不論那是通訊軟體抑或某種在場的行動及情動）。另一方面，集群雖有樣式可見，卻難以討論集群的目的，皆因個體各有追求。不過，在政治上，這些難題同樣是集群有趣之處：集群正因目標共同，才能稱作聚集，唯有透過這一共同目標，彼此才能連通。薩卡認為，網絡、集群和諸眾這些概念顯示，我們需要想像的是，如何從集群的內部構想出自治的原則；這不僅是個體或群體的自決想像，而是將自決視為自組織的原則。故此，薩卡所關注的，或許正是動員的方法及策略，唯有深入思考聚集性和目的，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集群的力量。由此可見，向昆蟲學習，不僅止於服務極權政體，鞏固既有的社會結構，更可發展出更基進的理解，將之化作日後的行動根據。
原載《Sample 樣本》第十九期〈昆蟲的後人類時代〉
See also:
A Loner's Dis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