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權勢最為顯赫的時日，克努特大帝命人將王座放到海邊，潮水湧來，他就向漲起的潮水說：「你要服從我的支配，因為我座下的土地都是屬於我的，而無人曾肆無忌憚地抵拒我的君權。因此，我命令你，不可漲到我的土地上，也別妄想打濕你主子的衣裳和身軀。」不過，海水如常漲起，無禮地浸濕大帝的腳和脛骨。於是，大帝後跳一步，大喊一聲：「讓天下人都知道，君王的權力空洞而一文不值，除上主以外，沒有一個君王配得起君王的名謂，按祂的意旨，天、地、海都服從永恆的法則。」
《英吉利史》（Historia Anglorum），亨廷頓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
在十一世紀初，克努特大帝（King Canute the Great）先後繼承了英格蘭和丹麥王位，割據歐洲一方，成為霸主，領土遍及英格蘭、丹麥、挪威、瑞典等地，史稱北海帝國。在這個節骨眼上，手握大權的克努特大帝好好地演了一齣戲，扮作向大海下令，任潮浪沾濕兩腳，臣民自然無法否認，人的權力總有界限，唯有堅實的土地可守。後來，這一節故事就被用來討論統治權力在面對龐大力量時的無力，不管這種龐大力量指的是社會變革抑或大自然的力量。不過，隨着科技日益發展，我們或許終於可以明白，這個故事最為字面的解釋——面對海浪的侵襲，主權到底如何處理？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家國、領土的想像，往往都以陸地為中心，海洋則備受忽略。也許，這單單是因為，人類過往未有相應的科技，能於海上殖民。然而，填海、防波堤、人工島等技術，正正顯示了人類調節海浪、抑制海水侵蝕，甚至重掌海洋（reclamation）的意圖。另一邊廂，全球暖化帶來的海平面上升，也反過來蠶蝕了人類可以居住的空間。海洋與陸地之間的界線，似乎變得越來越模糊。把海與地隔開的這道變幻浮動的海岸線，也許正好可以體察兩者競逐、交接的關係。究竟人類如何在這道海岸線上，處理海洋與陸地的關係？主權到底怎樣理解海洋這回事？那些對國界無感的萬千事物，如何於疆域之間出入流動？或許，我們可以從旅遊經濟、法律框架、資源挖掘和基建架構這些角度切入，探索海岸線的浮進浮出。
加利福尼亞州：為海灘補充沙粒
提及海岸線，人們往往會先想到海灘。至少，在都市規劃及地形改建以前，海岸線首先會讓人想起它的渡假意義，而海灘正好勾勒了人類與海洋拉扯的過程。
海灘給人的主要印象，常是一個適合休憩的舒適地方，水清沙幼。不過，這一種美麗的景象，卻非長年如是，甚至可以說，若非每年維護，海灘早已不存在了。每日沖刷的海浪，其實會把灘上的沙粒逐步帶走，久而久之，沙灘就會越縮越窄，甚至危及沙灘附近建築物的地基結構。隨着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風暴越發頻繁，沙粒更難留在同一個地方。為了維持沙灘的質素及模樣，政府會以人工養灘（beach nourishment）的方法，從附近的海域或其他地區挖出泥沙，噴送到沙灘上，再以重型機器推整。
整套工程所費不菲，而且問題無法一次性解決，受害嚴重的海灘甚至需要每年重整。以美國的海灘為例，人工養灘的費用從數百萬美元到數千萬美元不等，遇上風災引起的大規模海灘侵蝕，整個區域可能需要上億美元的保養費用。因此，施工與否，往往與海灘的經濟環境相關。一個寬廣漂亮的沙灘，往往能夠吸引大量人流，帶動相關的旅遊收益，同時利好周邊的房地產投資，建構一個由沙灘主導的旅遊經濟體。
出乎意料的是，在美國負責批核及設計養灘工程的機構，是美國陸軍工程兵團（United State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按照他們的理解，這些養灘工程被納入「減輕洪水風險」的工程中，依循災害救濟的法例施行，以沙灘緩和海水侵襲，目的是要「保障財產安全」。正因如此，陸軍工程兵團更偏重那些能夠帶動經濟的海灘區域，甚至設定標準，認定能夠帶來（或曰保護）總值比起工程開支2.5倍收入的，才是值得實行的養灘工程。根據以往的數據，施行人工養灘後，加州海灘帶來的經濟收益平均達工程開支的五倍，有些更是超乎想像，可見沙灘旅遊自成一個經濟迴圈，為時時保養提供合理理由。
毋庸置疑，這一整套說辭，把海岸線的調整，與人類的經濟活動扣連起來。海與地的界分區域，成為了資產增值的工具，有些地方甚至刻意延長海灘，又或砌建人工海灘，只為加強房產及旅遊業的進帳。由是，能夠建造建築物、製作玻璃的珍貴海沙，就此一再傾倒在海邊，待海浪帶走，然後一再複演。隨着海平面一再提高，這些對海岸堤防的工程解決方案，最終只會令資本一再累積於當地，繼而淹沒。
杜拜：人工延長海岸線
人工養灘的工程，即使能以防災之名，將一片地區的地形回歸某種「原型」，但比照同樣以沙石為基礎的人工島嶼建設工程，規模其實只算小型。
在現存的人工島嶼中，杜拜修築的棕櫚群島（Palm Islands）曾是全球最大型的人工島建設計劃，佔地共24平方公里。究其原因，這一場大興土木的建設工程，正正與海灘和海岸線有莫大關係。
於二〇〇〇年代初，因石油致富的杜拜，估算當地的石油存量將於二〇一六年耗盡，因此積極尋找產油以外的發展路向。由於當地光線充足，海景美麗，經營大量奢侈品店，杜拜決定大力發展旅遊業，將本來年均約五百萬的旅客提升三倍，並以沙灘經濟為發展重心。不過，杜拜本來的海岸線只有72公里長，估計難以應付旅客人潮。因此，總理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就決定興建人工島，製作新的景點、酒店、住宿之餘，也將海岸線延長，建出更多沙灘容納人群。
按其最初的設計，人工島以圓為形，這種舉措卻使延長海岸線的目標難以達成，總共只能增加7公里的海灘面積。結果，群島中首個（也是唯一）落成的朱美拉棕櫚群島（Palm Jumeirah），最後就以棕櫚樹為形，除了讓旅客體會棕櫚樹的渡假感覺外，造形也讓海岸線增長了共56公里。其後的棕櫚群島（Palm Islands）計劃，包括德拉島（Deira Islands）及傑貝勒阿里棕櫚島（Palm Jebel Ali），同樣以棕櫚樹為主要圖案，整個計劃強調只採取天然物料建成，動用共9400萬立方米的海沙及550萬立方米的岩石，預計能為杜拜增加520公里的海岸線。
除了棕櫚群島以外，杜拜更提出了一個名為世界群島（The World）的計劃，按世界地圖的樣式，在沿海一處建起300個小島，興建私人屋宇、屋村、度假區等。工程於二〇〇八年峻工，不過適逢金融海嘯，發展商無法融資，許多小島就以沙丘的形式存在，未有任何發展。時至今日，只有寥寥數個小島開發完成，供人入住。面對二〇二〇年武漢肺炎的疫情，旅遊業更是一蹶不振，設施只能繼續空轉。
杜拜以人工島的方式製作海灘，將海岸線增長視為指標，吸引旅客前來渡假，可說是借海岸發展經濟的極致。事實上，到訪杜拜的年均旅客數目，也如其所願地增長至少三倍。不過，這一種賭博對金融波動和全球情況相當敏感，這個現象今日更見明顯。將地形變動扣入旅遊業，也就等同將國家的發展化成一座人工島嶼，面對將來的潮浪，根本無法預視後果。
北海：跨越國際的鯡魚
現今的國際海洋法，對海洋邊界有相對清晰的定義。然而，在這一套由聯合國決議的公約出現之前，關於主權國家和領海邊界的討論，曾經相當激烈。在十七世紀中，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和約翰·雪爾登（John Selden）兩位法學家的論戰，成為了日後國際法的原點，而這場論戰的核心，竟與鯡魚扯上關係。
這裡所指的鯡魚，其實是特定於大西洋的大西洋鯡（Clupea harengus），地球上資源最豐富的魚類。這種魚於大西洋東西部出現，由於數量繁多，成為了英國及荷蘭等國餵養國民的重要資源，甚至建起了一整套與鯡魚相關的經濟學。
鯡魚出現，吸引了不少人士投身漁業，也令鯡魚出沒範圍的政府制訂法案，徵收各類稅款，一方面控制魚群帶來的財富，另一方面也授權了捕魚販售的相關行為，將海洋資源接入陸地經濟。因為鯡魚容易腐壞，當時亦缺乏冷凍防腐的技術，如何處理魚類就成為了相當重要的問題。在十六世紀初，荷蘭的港口因鯡魚而繁榮，繼而設立法令，控制鯡魚質量，不同城鎮甚至共同組織了偉大漁業學會（College of the Great Fishery），商議如何切實執行法令。可以說，鯡魚漁業本身就是整套以法律編碼建起的產業。
如此龐大的產業自然引來競逐，英國和荷蘭後來也於一六五二年開始，因爭奪海權及海上貿易的主導權而開展共四次的英荷戰爭，歷時一百多年。不過，在實際戰爭之前，兩國早已在法律觀點上開戰。當時，西班牙及葡萄牙意欲壟斷與非天主教世界交易的權利，為了反駁兩國的主張，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撰寫了《海洋自由法》（Mare Liberum），認為人無法在海上切實地確立邊界，因此海洋是自由的，不為任一國所操控（所以，荷蘭有權到訪東印度，與他們交易）。英國人卻將格勞秀斯的論點，視為荷蘭入侵其海域偷捕的解釋，因而極力反對。為了反駁格勞秀斯，雪爾登撰寫了《海洋封閉論》（Mare Clausum），主張海洋與陸地一樣，能夠為人所支配，從而保護英國本身的產業及貿易。這一場論戰，結果因國際形勢的需要，以格勞秀斯獲勝終結，他亦因而被視為國際法及海洋法的鼻祖。
一組橫渡整片大西洋、跨越諸國海岸的鯡魚群，竟成了論爭的起點之一，甚至引發及後的戰爭。藉法律設成產業的魚群，同樣掀起了各國對海上邊界制定法則的爭論，令劃界與否成為問題，繼而發展成一套國際層面的海洋法。由鯡魚開展的討論，令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海岸與邊界的關係。
大陸棚：為海洋劃定界線
在前述漁業興盛期時出現的法律，產生了一個牽連久遠的原則：離岸遙遠的海洋不由任一國操控，而是由諸國共有。所謂的離岸遙遠，到底如何量度？在格勞秀斯之後，荷蘭法學家賓刻雪克（Cornelius van Bynkershoek）就在《海上主權論》（De Dominio Maris Dissertatio）一書中，提出領海寬度應遵從大炮射程規則，按當時的計算，就是從岸邊起計的3海里範圍。
在格勞秀斯提出海洋自由的原則後，其中一個反駁者是蘇格蘭法學家韋爾伍德（William Welwood）。他認為，格勞秀斯指海洋無法劃界的說法是錯誤的，而且比起引用詩人、學者，更應該回到創造主的角度：上帝是第一位將陸地和海洋區隔的作者，他將海洋設計成一個不動的實體，讓人可以藉以訂明各國的邊界。這一種說法顯然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特定於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觀。
這些思考的痕跡，慢慢就刻印到各種法規裡面。現今於一九八二年制定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同樣以各種方式，將海洋空間界分成不同的區域，並指定國家在該區域享有什麼權力。按照與海岸的距離，海洋空間可劃分為領海基線、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棚及公海等區域。領海基線與韋爾伍德的看法相近，海洋與陸地於此切分，具體定義為沿海國家的大潮低潮線，將潮水的和海岸之間變幻的關係，落實為一條堅實的基線。從領海基線開始，12海里內的區域屬於領海，12至24海里的區域屬於毗連區，而200海里內則為專屬經濟區，大陸棚則是位處海底的相連土地。透過海洋化公約的界分，沿海國家的主權就此散布於海洋之上與之下，離岸距離越遠，主權能夠行使的權力就越低。
將海洋空間分門別類，其實是一種將空間領土化的動作。除了界定海上空間的航行、貿易等權利以外，它也囊括了海底的空間。在海洋法公約的第56條及第77條，就指明了沿海國家在專屬經濟區內具有「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不論為生物或非生物資源）為目的的主權權利」，而在大陸棚上則可按國家「勘探大陸棚和開發其自然資源的目的，對大陸棚行使主權權利」。這兩條條款同樣說明了，所謂的國家主權，行使權力的對象乃是自然資源。之如大西洋鯡一樣，這種將空間劃分、分配主權、制訂法律的做法，其實正是將海洋資源駁入陸地經濟的方法，為及後的海床開發、石油鑽探等發展開創先路。
紐西蘭：山水原為一體
韋爾伍德認為，上帝將陸地與海洋界分，讓人能夠理解國境邊界。這種專屬於基督教的看法，延伸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中。不過，這種宇宙觀未必符合所有民族和文化的看法，往往使局部地區衍生爭議。
例如，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就不把海洋和土地界分為二，而是將之視為一個整體。毛利人相信，人與自然生態是相連的，他們與海和陸地的關係，以系譜呈現，毛利語稱之為whakapapa，把自己與土地、部落等之間的關係，以朗讀的形式攤展開來。在他們眼中，山巒和水體都是活着的，各有whakapapa。紐西蘭所在的兩座島嶼，也不是一個靜態的實體，他們反而認為，島嶼本身能夠浮動，如同木舟一般，於此海洋才是固定之物。艾培力·郝歐法（Epeli Hau’ofa）就指，歐洲人會把島嶼視為大洋中微小而互不相連的點，毛利人則把中心點置放到島嶼之上，視世界為群島之洋（a sea of islands），而非海洋裡分散的小島。這種與萬物相連的系譜，「從山到海」（ki uta ki tai／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sea），把地景視作整體，強調萬物間的互動關係。
在北部毛利人的神話中，有一個口耳相傳的故事。故事名為「考里松與抹香鯨」，當中提及一頭抹香鯨來到海岸，與考里松對話，邀請松樹來到海洋，考里松寧願留在土地上，抹香鯨表示明白，兩者就決定交換皮膚，致使考里松具有大量樹膠。這種神話性的故事，將水生和陸生的範疇接通，令其特質得以交換。
正因如此，毛利人對於紐西蘭政府應用海洋法公約，收取海洋空間主權的做法非常不滿，特別是因為條文裡面清楚列明，那是為了開發和開採自然資源之用。事實上，紐西蘭是第一波發展海床採礦的立法及監管機構的國家之一，計劃切割海床，挖掘深海泥土，從而開採埋在海底的礦產。毛利人在意的其中一個事例，與聖山塔拉納基山（Mt. Taranaki）有關。塔拉納基山附近的海灘和海床上，泥沙呈黑色，帶有大量鐵質，這些沙礫本來就出自塔拉納基這座火山的山側，因此體現了毛利人「從山到海」的世界觀。為了保護自己的環境，他們組織了不少抗爭行動，甚至以肉身潛入深海，抵擋勘探船隻的航道。
在二〇一四年，紐西蘭政府推出法案，放棄管治尤瑞瓦拉山（Te Urewera），並向山巒賦予獨立的法人地位，表示尊重它自古而來所牽連的系譜，是全球首個向自然環境賦予法人地位的法案。其後，旺阿努伊河和塔拉納基山也於二〇一七年獲得法人地位。不過，這些法人地位，到底能否涵蓋海底資源，政府又會否再以其他方式試圖授權開採，則是未知之數了。未來，隨着人類的發展需要，這些爭端只會一再加劇。
挪威：浮動不定的海冰地帶
極地融冰會引致海平面上升，不過在極地以外、並非長年冰封的海冰，到底又如何計算？落到挪威的語境之中，這樣的問題竟然成了一場關於法律和海洋之間無法互認的爭鬥。
海冰本身並不是一種永久存在的事物，而是在融解、凝固的過程中恆常變動，並在變動浮沉間帶動海水的置換，將具營養的深海咸水帶近海面，促進整個生態系統的養份交換。同一片海冰，對於不同的對象來說，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它或會阻擋船隻，或是供雪撬滑行的平面，或是北極熊的棲身之所。除了直接反射陽光，海冰在融化期間更能聚焦光線，將陽光帶入深海，刺激藻類生長。不過，這些多變的形態，卻不利於法律上鎖定海冰之為海冰的身份、地位及位置問題，因為法律、管理和規劃這些範疇，往往都以陸地為基礎制定相關空間的規則，難以應對極地融冰之類的瞹眛問題。隨着海冰於水上漂移，海冰為何物的問題，也與海冰身處何地，又或什麼地方可能出現海冰這些問題配合，令事情更為複雜。
為何在挪威這一個地方，海冰會成為一個在法理上需要特別處置的問題？那是因為，在全球暖化的情況下，挪威以北的巴倫支海（Barents Sea）逐步變成終年不結冰的區域，只有東北部例外。這在整個北極圈來說是較為特殊的區域，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後改稱為Equinor）就將巴倫支海視為「可加工的北極圈區域」（workable Arctic）。相對北極延伸區域及北極極地（stretch Arctic、extreme Arctic），這一帶的海洋成為了可供他們開採石油的地帶，因為當地的環境狀況容許他們興建鑽油台而不怕器材損毀或結冰。這一種將極圈區域分門別類的嘗試，正正將極地的自然環境拉入了法律、經濟、政治和生態學的論述之中。正因如此，冰緣線（ice edge）的位置，亦即海域與流冰區域之間的分界線，就成了必須釐清的法理概念。不過，冰塊生成消解的難測特性，令這一條分界線變得游移不定，更因全球暖化等的環境因素需要逐年訂正。
目標不一的機構，就會按照不同的測量方式，產出不同的結果。無論是石油公司、環境署還是環保人士，都會對同一個海面有不同的理解，從而提出截然相反的管理方法。不過，比起批判人類如何取用自然，我們更應該警惕的是，這些分類本身反映的關注如何迥異，繼而想像這些角度的共同盲點。在挪威的情況裡，假如我們不是以分類的方式理解海洋，以遙感技術俯瞰其中，改而研究整片海域的細緻生態和地理，會否就能夠令這一面海殘存更多的可能性？
原載《Sample 樣本》第二十期〈海洋四維體〉
A Loner's Dis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