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事發生

在法國理論最鼎盛的時刻,當每位理論家都在思考事件(event)發生的可能,想像如何破除既有的配置,開拓新的政治局面時,羅蘭巴特竟然在想,關於事情(incident)的問題。我不肯定,那是因為中國之旅令他對革命理論幻滅了,還是因為到訪日本之後,他突然重新發現了,一種對生活的新式感性。不過,對他而言,這就是一種對日常生活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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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es d’appui/參照文本

在 How To Live Together 的課程講義裡,羅蘭巴特把課程中反覆提到的一些文本稱作 textes d’appui,英文譯作 tutor texts,實際上也能解為 supporting texts。按照另一講義的譯者 Kate Briggs 所說,這些 supporting texts,就是那些擁抱我們,支撐我們,容我們倚仗的文本,也是那些我們總是在與之(直接或間接)對話的文本,正是有了它們,我們才能好好寫出語句,說出話語。Supporting texts 的說法真好——假使你本是無可定形的軟體生物,有了這些文本的 support,就可賦予你某種結構,或者說構成結構的力量,由此才有了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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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維諾的思考實驗:〈時間零〉與問題結構

一般來說,把小說作品形容為與思考實驗類近,往往只是方便的說法。其中所表達的意思,通常是說:小說短小、精練、具思考性,並且常會牽涉某種假想的情況。不過,作為某種術語、分類、文類,「思考實驗」始終歷史不長,難以精確說明其特色。

比照文學和思考實驗的研究,多半會從思考實驗的某些特質出發,繼而丈量文學。比如,不少學者都會好奇,思考實驗本身既是虛構,又如何帶來與真實世界相關的知識?循這個思路探索文學,則同樣使焦點聚焦於文學的虛構特性,詰問文學能否如思考實驗一樣,帶來某些現世知識,試圖以思考實驗的認知學研究,觀照文學。

這一種看法所關注的,其實都是知識論的問題:我們能夠從思考實驗/文學學到什麼?又以什麼形式學習這些知識(既然兩者都並不真實)?然而,執迷於與現世知識的對照,就會摒棄了兩者其他可能的配置。我們必須做的,是質疑問題本身,將之反照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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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作為狀態

羅蘭.巴特曾經問過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至今我依然當作是自己某種寫作觀的體現(又或,另一種躲懶的藉口)。

一個簡單的問題:寫作(to write)能否成為不及物動詞(intransitive verb)?

何謂不及物動詞?這個問題有什麼意思?對於我們一般理解的書寫行為,寫作總是一種及物動詞,意指一個作者假如在寫作,他總是在寫作什麼(一篇文章、一本書、一個文本)。那麼,假如並不及物,寫作者到底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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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海岸線

在十一世紀初,克努特大帝(King Canute the Great)先後繼承了英格蘭和丹麥王位,割據歐洲一方,成為霸主,領土遍及英格蘭、丹麥、挪威、瑞典等地,史稱北海帝國。在這個節骨眼上,手握大權的克努特大帝好好地演了一齣戲,扮作向大海下令,任潮浪沾濕兩腳,臣民自然無法否認,人的權力總有界限,唯有堅實的土地可守。後來,這一節故事就被用來討論統治權力在面對龐大力量時的無力,不管這種龐大力量指的是社會變革抑或大自然的力量。不過,隨着科技日益發展,我們或許終於可以明白,這個故事最為字面的解釋——面對海浪的侵襲,主權到底如何處理?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家國、領土的想像,往往都以陸地為中心,海洋則備受忽略。也許,這單單是因為,人類過往未有相應的科技,能於海上殖民。然而,填海、防波堤、人工島等技術,正正顯示了人類調節海浪、抑制海水侵蝕,甚至重掌海洋(reclamation)的意圖。另一邊廂,全球暖化帶來的海平面上升,也反過來蠶蝕了人類可以居住的空間。海洋與陸地之間的界線,似乎變得越來越模糊。把海與地隔開的這道變幻浮動的海岸線,也許正好可以體察兩者競逐、交接的關係。究竟人類如何在這道海岸線上,處理海洋與陸地的關係?主權到底怎樣理解海洋這回事?那些對國界無感的萬千事物,如何於疆域之間出入流動?或許,我們可以從旅遊經濟、法律框架、資源挖掘和基建架構這些角度切入,探索海岸線的浮進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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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一次這生讀過的書

不知何故,每隔一兩年時間,總會突然發現,自己先前讀過、學過的東西,好像一瞬間都忘了,猶如硬盤忽爾清空(我腦內的影像總是:一個放在桌上的光酥餅,慢慢自行龜裂,逐步碎成粉末)。我常常以為,那是因為腦袋出了什麼毛病了,後來才慢慢想到,問題也許出在我整理資料的方法上。

因為寫文章編雜誌的緣故,要讀的文章和書本往往相當雜亂,經常在多本書之間跳轉,每一兩個月又要跳入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範疇。為了記下之後需要引用的段落內容,有時候我會在(電子)書上標個印記,又或把頁碼記在手機的筆記軟件上,前後加點文字補充。結果,在 Evernote 裡,我儲起了許多零散而毫無關聯的小筆記。這些散碎的文字,除了數量不斷上升,最終對於寫作一點用處都沒有:它們囤積成山,但在下筆之前,我還是得回到書頁,再次重讀整個段落,這就等於我先前記下的一切,只是為了之後容易尋回。換句話說,這種筆記方法幾乎是費時失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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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思考的演化路徑

在前面的章節,我們展示了十八、十九世紀時,人們對昆蟲的理解和驚詫。這不單單因為昆蟲經過數千萬年演化之後,變得與我們殊異;也不單單因為,昆蟲的各項機能發展得極為精緻,以致人類渴望從它們身上學習科技。更為精準的理解是,人類與昆蟲分別演化,直至某個時點,人類終於能夠透過自身的科技,將昆蟲的肉身視作另一系統的科技,並將兩者接通。正是新型的視覺(化)工具(如顯微鏡、攝影機、自動機器、描圖器等),加上分析性思維的模式轉變(比如將時間拆細成均等的單位,將行為割成可分析的碎片),我們才有能力觀察昆蟲的生態,而這些工具反過來也宰制了我們觀察的模態和角度。於此,人類和昆蟲對科技相異的理解,正是關鍵之一。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討論之中,這些討論歸入了直覺(instinct)和智性(intellect)的兩種進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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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系科技的發展歷史

為何閃電的形狀總是開裂而分岔的?假如我們以慢鏡細察閃電的行進過程,就會發現,在閃電真實發生之前,會有一些較不明亮的電流,以樹狀的形態,從雲層向下開岔蔓延,試圖接通雲層和地面。那一種樹狀的圖案,名為利希騰貝格圖樣(Lichtenberg figures),開裂分岔的模樣,其實是電流同時在測試所有可能的、最低電阻的路徑,當一條通道接通天地,所有的電力就會在一瞬間通過,所有分支都會同時亮起,形成肉眼可見的閃電。也許,生物的演化方式,同樣與利希騰貝格圖樣相近。每一個生物均會向諸多路徑進發,以肉身一再測試各樣生物形式,倘若其中一段路徑能夠與周遭的生態有相對穩定的關係,就會稍稍固定下來。我們今日看見的生物,其實都是某種暫時的形式,環境一變,分岔的路徑又會再度延展。

演化至此,昆蟲似乎與我們人類至為遙遠。在某些更為着重物質互動的理論中,世界不是一個外在的空間,而是一道亟待解決的難題,不同的生物形式,正是物質世界這道難題的諸種答案。如何感知世界,如何攝取能量,如何與其他物質、物種互動⋯⋯答案就陳情於生物的肉身之中。在演化的過程中,人類選取了工具,將各種物質加工,以符各種生理需要,把科技外置;昆蟲則把科技織入身軀,以自身的身體特徵直接應對世界。兩種不同的進路,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生存模式。

許多年後,人類回看螻蟻,才終於發現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在十九世紀,隨着目光轉移,昆蟲成了一時狂熱。人們從蟲豸身上重新學習,精進學問,範疇橫跨工程學、建築學、飛行學、社會學⋯⋯昆蟲與我們殊異的習性和身體結構,恰恰解決了好些多年未解的難題,甚至成為某種值得參照的社會模型。它們處理自然的技術,到底有何特異之處?它們所接收的感官感覺,究竟有何差異?回到最初,人類為何會因昆蟲而驚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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