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Loner's Discourse

在前面的章節，我們展示了十八、十九世紀時，人們對昆蟲的理解和驚詫。這不單單因為昆蟲經過數千萬年演化之後，變得與我們殊異；也不單單因為，昆蟲的各項機能發展得極為精緻，以致人類渴望從它們身上學習科技。更為精準的理解是，人類與昆蟲分別演化，直至某個時點，人類終於能夠透過自身的科技，將昆蟲的肉身視作另一系統的科技，並將兩者接通。正是新型的視覺（化）工具（如顯微鏡、攝影機、自動機器、描圖器等），加上分析性思維的模式轉變（比如將時間拆細成均等的單位，將行為割成可分析的碎片），我們才有能力觀察昆蟲的生態，而這些工具反過來也宰制了我們觀察的模態和角度。於此，人類和昆蟲對科技相異的理解，正是關鍵之一。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討論之中，這些討論歸入了直覺（instinct）和智性（intellect）的兩種進路之中。

為何閃電的形狀總是開裂而分岔的？假如我們以慢鏡細察閃電的行進過程，就會發現，在閃電真實發生之前，會有一些較不明亮的電流，以樹狀的形態，從雲層向下開岔蔓延，試圖接通雲層和地面。那一種樹狀的圖案，名為利希騰貝格圖樣（Lichtenberg figures），開裂分岔的模樣，其實是電流同時在測試所有可能的、最低電阻的路徑，當一條通道接通天地，所有的電力就會在一瞬間通過，所有分支都會同時亮起，形成肉眼可見的閃電。也許，生物的演化方式，同樣與利希騰貝格圖樣相近。每一個生物均會向諸多路徑進發，以肉身一再測試各樣生物形式，倘若其中一段路徑能夠與周遭的生態有相對穩定的關係，就會稍稍固定下來。我們今日看見的生物，其實都是某種暫時的形式，環境一變，分岔的路徑又會再度延展。

演化至此，昆蟲似乎與我們人類至為遙遠。在某些更為着重物質互動的理論中，世界不是一個外在的空間，而是一道亟待解決的難題，不同的生物形式，正是物質世界這道難題的諸種答案。如何感知世界，如何攝取能量，如何與其他物質、物種互動⋯⋯答案就陳情於生物的肉身之中。在演化的過程中，人類選取了工具，將各種物質加工，以符各種生理需要，把科技外置；昆蟲則把科技織入身軀，以自身的身體特徵直接應對世界。兩種不同的進路，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生存模式。

許多年後，人類回看螻蟻，才終於發現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在十九世紀，隨着目光轉移，昆蟲成了一時狂熱。人們從蟲豸身上重新學習，精進學問，範疇橫跨工程學、建築學、飛行學、社會學⋯⋯昆蟲與我們殊異的習性和身體結構，恰恰解決了好些多年未解的難題，甚至成為某種值得參照的社會模型。它們處理自然的技術，到底有何特異之處？它們所接收的感官感覺，究竟有何差異？回到最初，人類為何會因昆蟲而驚詫？

這星期推出的〈我在切爾諾貝爾等你〉，同樣以普尼皮亞特市為設定。

歌詞當中的意味，地點與象徵的對照，固然明顯，毋須多言。我比較有興趣的，其實是它如何處理時間的問題，這也同時與歌曲顯得浪漫的原因互相扣連。切爾諾貝爾是一個獨特的地方，攜同它所有的歷史與事件，而歌者來到此處，為的正是於這頹垣之中，等候另一個事件發生。於此，歌曲的場景其實夾在兩個時態之間，一個是事件已然發生的時間，一個是（可能）將會發生的時間；換句話說，切爾諾貝爾是一個已經發生了某事的地方，然而往後或許再有事件發生，不過對於歌者來說，這個事件是即將降臨、近在眉睫的（「如爆炸計時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