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的短篇小說〈時間零〉（t zero），以一個特定的場景起始：
我有種感覺，我不是第一次身處這種情況了：我的左臂向外伸出，手上的弓弦剛剛放鬆，右手拉在身後，箭矢A在半空之中，飛了約三分之一的距離，而獅子L則正向我撲來，雙爪前伸，張口欲噬。不消多久，我就會知道箭矢與獅子的軌道，L與A的軌跡會否在同一時間點tx時於X點相遇，也就是說，到底獅子的深暗咽喉會被箭矢刺穿，在空中栽倒，喉頭湧出血液，發出含混的吼聲，還是獅子會毫髮無傷，撲在我的身上，用雙爪把我推倒在地，割破我肩膀和胸口的肌肉組織，下巴輕輕一合，就把我的頭部從脖子第一頸椎處撕裂下來。
一隻獅子朝獵人撲去，他射出弓箭還擊，於這一個時刻，獅子停在半空，箭矢猶在半路，兩者的軌跡會否相撞，此際尚未分曉。
在〈時間零〉之中，卡爾維諾彷彿設定出一個思考實驗的場域，從箭矢的中與不中裂出分岔，各自衍異，卻又凝在單單一個瞬間。「箭矢與獅子兩者的抛物運動，影響的因素實在過於繁多複雜，這一刻我尚未能評定那一個結果較有可能發生。所以，此刻我的下場既不確定，卻又可以預期，不知該如何設想。」這兩個選項之間，並不存在灰色地帶：獅子中箭，必然是會死的，箭矢射歪了，獵人也是必死無疑，只是死狀次次不同。
不過，比起獅子和獵人最終的命運，這篇作品更為關注的，其實是關於時間的問題。在箭矢凝在飛行軌道的期間，獵人開始試驗各種對時間的看法，將這一個瞬間定名為t0，從而相應定出其後的t1、t2、t3，以及此前的t-1、t-2、t-3等。
單從設定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故事與古希臘哲學家芝諾（Zeno of Elea）所提出的飛矢悖論的關係。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覆述，芝諾認為，假如時間是由不同的「現在」（瞬間）所組成的，那麼每一支飛行中的箭都是不可能移動的。因為，在每一個不可再作分割的瞬間，箭矢都在一處，佔據某段空間，並未前移，既然箭矢在不同的瞬間都保持一樣的狀態，同樣不動，那麼運動根本就不可能發生——至少，連續的運動並不可能。我們唯一可以想像的是，在每一個瞬間過後，箭矢都會跳到另一個位置，運動乃由各種靜止所組成，才能讓我們在一段更長的時間跨度裡，統括出某種運動的感覺。
於此，卡爾維諾借助芝諾的悖論，以某種思考實驗啟始，把斷裂的時間瞬間視作基礎條件，藉此設出場景，將芝諾的推論方法延展擴張，放到獵人與獅子的對壘場景。然而，隨着故事繼續發展流動，我們卻可以見出比思考實驗更為豐富的一場運動。
一般來說，把小說作品形容為與思考實驗類近，往往只是方便的說法。其中所表達的意思，通常是說：小說短小、精練、具思考性，並且常會牽涉某種假想的情況。不過，作為某種術語、分類、文類，「思考實驗」始終歷史不長，難以精確說明其特色。
比照文學和思考實驗的研究，多半會從思考實驗的某些特質出發，繼而丈量文學。比如，不少學者都會好奇，思考實驗本身既是虛構，又如何帶來與真實世界相關的知識？循這個思路探索文學，則同樣使焦點聚焦於文學的虛構特性，詰問文學能否如思考實驗一樣，帶來某些現世知識，試圖以思考實驗的認知學研究，觀照文學。
這一種看法所關注的，其實都是知識論的問題：我們能夠從思考實驗／文學學到什麼？又以什麼形式學習這些知識（既然兩者都並不真實）？然而，執迷於與現世知識的對照，就會摒棄了兩者其他可能的配置。我們必須做的，是質疑問題本身，將之反照自身。
獵人一直念念有詞的是，他在這一凝止的瞬間裡，覺得自己並不是首次面對這個情況。這不是說，獵人遇過同一情景，有先前的記憶，也不是相信某種柏拉圖式理型，認為有一原初的獅子，可以推導出世上其他獅子的情況，或是某種可以世代傳承的記憶，由父傳子。獵人清楚指明，我所談論的，正正是面前這一隻向我撲來的，僅此一隻的真實獅子。
不過，在這個場景中，他能感受到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眼前的景象帶有重影。這一種重影彷彿勾出了箭矢、獅子和獵人所在的空間本身，就似這三者曾經有過這樣的關係，只是此刻再次重複而已。獵人懷疑，他來到了一個對他來說「感覺並不新穎的空間，回到了我們早已經歷過的一點。」由此，獵人開始推想，這裡牽涉的就是時間，而「它繼續走在一段它已經走過的路途。」他所體驗到的重複感覺，其實是由時間本身的重複而來。從這一步起，獵人就嘗試以思考試驗各種時間的觀點，不斷改換立場，以求逃離這一個場景。本來血脈賁張的搏鬥情景，忽爾遁入理性的冷靜算計之中。
一般簡單的思考實驗裡，獵人往往只需要考慮一個狀況：箭矢射中與否，定好前設，繼而推論。然而，〈時間零〉 裡更有趣的運動，在於將一連串分岔的觀點疊加上去，敘事者於時間的各種可能形式間猶豫，一再假想，以求得出此刻最應採取的行動。既然時間可以重複，就代表它可能有兩種形態，要不無限，要不有限。假如有限，宇宙有一起始，星體向外擴散，越推越疏，直至最盡處，獵人就必須相信，時間會在盡處停下，然後回溯，宇宙的時間會如脈搏跳動，一開一合⋯⋯那麼，此刻我所經歷的一瞬，正向何方走去？
由此開始，推想一直相互交替，爭相疊加：時間能否重複？假如可以重複，時間到底有限抑或無限？假如有限，時間有順有逆，那麼此刻我應該在此繼續隨時間走下去，抑或停在此刻，成為一個固定的點，任由時間自行運作？每一段時間從起始到終結的過程，當中的「現在」是否永遠相同，抑或它只會在特定的位置才會交集？如是這樣，就該是這樣，否則的話，就會如何如何⋯⋯於此，時間隨他的推想而逐漸分裂：既有不知順時或逆時推進的宇宙時間，隨着推想而變異的各種時間觀念，也有獵人本身體驗的思考時間，以至讀者的閱讀時間。於是，文本本身就以其綿密的推論，將獵人獅子的場景一再繁複化，靜止的時間零與一再延長的讀者時間形成巨大對比。
提及思考實驗和文學小說之間的關係，卡爾維諾、波赫士和艾可的作品都是顯例。其中，波赫士的〈小徑分岔的花園〉（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就以一部短篇的篇幅，借兩個人物討論一位名為崔彭的角色，想撰寫一部比《紅樓夢》更多人物的小說，並建造一個龐雜的迷宮。結果發現，小說與迷宮竟是一體，正常來說，小說角色面臨選擇，總會摘取其一，崔彭的小說角色卻會選擇一切的可能性，以致小說彷彿亂套，角色死了又在下章復生，每一種可能性都會衍生出更多岔路，分支出不同的未來。由此，崔彭在有限的空間裡，以選擇的裂變試驗了所有可能的未來，從而包攬無限。
或許，我們應該留意原文的短篇名稱，本就直接指向了數學意義上的分岔（bifurcation）。[1] 在某些非線性的系統中，某些系統參數具有臨界值，數值只要有輕微差異，就可導向本質不同的解；意即，一些微小的差異，可以引向混沌難料的結果。波赫士的小說中，就以這種性質解說每一個選擇的分岔性質，引向各不相同的未來。人們常會強調，如波赫士和卡爾維諾的作家，撰寫的作品呈現出「可能的世界」，更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任何可以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以無限的時間線擁抱一切的可能性。不過，於此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書寫了這些可能世界的結構，以至這些世界的生成力量。
比起〈小徑分岔的花園〉的敘事者余准，〈時間零〉中的獵人更能體現出體驗時間結構的主體位置。既然未來難以確定，獵人就決定停留在時間零的境地，一再以思考試驗時間觀。然而，到了小說尾聲，獵人突然發現，當我想及了時間的各種可能性，終於決定還是停留於這個當下，卻發現這一個瞬間的意義，原是由其他瞬間所構成，要斷定事情即將如何發展，就必須取得另一個客觀的位置，從t1看進t0，因此也得走到t2回看t1⋯⋯因此，一切的推想又再回歸原點，周而復始。假如〈小徑分岔的花園〉展示了時間（而非空間）的裂變，那麼〈時間零〉則呈顯了時間結構的（主觀）裂變。不過，無論如何推想，最終也會墮入同樣的困局。
〈時間零〉作為諷刺喜劇之處，正正演練了一個人窮盡思考，其實也無力改變境況，甚至在思考之中落入更多陷阱——偏偏這一些接續不止的思考，在文學的空間裡，卻可以不斷放鬆延長，彷彿指向無限。
比較文學學者克里辛斯基（Wladimir Krysinski）勾出了卡爾維諾對波赫士的閱讀，認為波赫士的創作代表了真實具有多重閱讀性（plurireadability of the real），世界可以透過視角變換開展出不同的詮釋。[2] 後來，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卡爾維諾讚賞波赫士，認為他創作了一種二次方的文學，同時又將文學開方了。卡爾維諾指，這種寫法後來在法國得名為「潛在文學」（potential literature），亦即文學組織OuLiPo（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可譯為「潛在文學工作坊」）的名字由來，卡爾維諾於一九七三年正式加入該組織。我們可以想像，透過更動視角，文學或許能為真實帶來全然不同的解讀，甚至將之重組。
我們能夠從〈時間零〉中學到所謂的現世知識嗎？大抵還是有的：獅子與箭矢的軌跡可按拋物線的公式計算，人類在面對危機時會啟動fight or flight機制⋯⋯不過，這些想法似乎都無關重點。
假如思考實驗正是為了校正、改變我們對既有想法的慣性，讓我們實現另一種理解問題的方式，我們大抵可以想像，思考實驗本身是一組創造性的運動，除了能把抽象想法凝縮於特定的場景之中，更可以藉此勾出思想的運動，將需要思考的問題置放於適當的框架之中。
《時間零》（早期譯為《時間與獵人》）可算作一本奇怪的作品。書中有三分二的篇幅，屬於《宇宙連環圖》（Cosmicomics）的續作，而剩下的三分一卻是異數，與《宇宙連環圖》系列無關，主角Qwfwq未有出現，也不是以科學術語和寓言體裁寫成。這四篇作品〈時間零〉、〈追殺〉（The Chase）、〈夜間司機〉（The Night Driver）和〈基度山伯爵〉（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獨立成篇，佔據全書最後的部分，此輯亦以「時間零」為名。從書名到部分到篇名，時間零均為當中核心，但礙於《宇宙連環圖》的影響，較少為人討論。
這四篇作品的特色在於，它們都在短篇的篇幅裡，呈現了某些與數學、圖表、系統相關的縝密計算及思考。當中，主角將一些日常生活的場景昇華，精細地形容其中運作的部件及變數，從而作出某些判斷；要不因為害怕情人出軌，匆匆駕車出遊，誓要比情敵早一步到達情人家中，不得不盤算三人的移動軌跡，要不在來回縱橫的交通道路中，判斷自己到底是被追殺的人，抑或是追殺者本身。透過某種理性的精密計算，我們得到一幅日常生活的抽象圖像，以另一種俯視的角度，拆解糾結的現實生活，結果卻往往出人意表。
學者Kersten Pilz提到，這部分的故事聚焦於演繹推理和抽象邏輯，將人類問題化成數學問題，角色不再具有名字，而是化成代號，標示的不是一個「真實的」角色。[3] 正如卡爾維諾所言，他希望將人類情狀當成數學問題，抽象化地解決，「我認為文學角色就像是operator一樣，亦即數學上的算子；一些在不同層級的現實中，能夠容許特定操作的符號。」一如算子，重點不是角色本身，而是在於算子－角色之間的關係。
回到小說場景，我們可以想像，獵人所面對的，其實就是一種數學問題。
在古希臘的幾何學裡，所謂的問題（problem）指的是如何以圓規及直尺繪畫特定圖形（例如：如何在一條已知的直線上畫出等腰三角形），與之相對的，則是從定理啟始，借公理和公設推導出某一圖形的內在特性。換句話說，問題本身就是從一個既定的場景出發，繼而從無限的答案中抽出其中的一部分。比如阿基米德，就把直線定義為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於此問題的形式是「如何在兩點之間畫出一條線」，而直線則是無數的答案之中最短的一個，成為這個問題的解。因此，這道直線的定義並非建基於它的本質，而是一種連續的操作，從一點延伸到另一點的繪畫過程，具備某種動態。[4]
如同problem的希臘字根proballein，問題就是丟到我們跟前的事物，我們只能隨後着手拆解。假如獵人只停留於測試自己、箭矢與獅子三者間的幾何關係，他所處理的就落入了問題的範疇之中，在既有的情境中抽取可能的解。不過，當獵人一再轉換假定，設想時間觀，他所測試的就是更高一層的問題意識／結構（problematics），亦即問題及產生問題的條件。
問題意識（problématique）的說法，首先由法國科學哲學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提出，福柯與德勒茲後來再行擴充發展，脫離純粹討論知識的範疇。巴舍拉認為，科學是以問題為中心的，所有科學知識都是對應問題的答案；透過問題化（problematisation）的過程，觀察者和觀察物才建構出相互關係，面對同樣的境況，不同的問題可以產出不一樣的理解方式，導出相異的答案。問題正是驅動我們思考的動力，決定了我們可以思考的事物及思考的方式。思考，即是建構問題、問題化的過程，拉出所見之物的關係。沿着這條思路進發，知識就不是一個固定、有待填充的容器，只要等待科學發展就能認知世界萬物的真理；問題本身即是意義所在，不是一個有待跨越的障礙。一如柏格森所言：「事實是，在哲學甚至其他領域中，重要的是找出問題，繼而設置問題，這甚至比起解決問題更為重要。因為，只要能夠妥善地陳述一個思辨問題，它就馬上得到解決。」[5] 比起答案，問題以及問題的無限生成更為重要。
〈時間零〉裡的獵人多次自問、設想，正好體現了事件生成問題的力量：若非處於這樣的情景，獵人毋需詰問時間的運行方式，從而尋求出路，以至將自己的意識從身體及時間流中抽出。卡爾維諾指，他希望在這個故事裡，讓人得以「感知時間，如同觀看空間那般有形而具體」，與此同時，他也在連綿的質問中，繪出了問題結構的場域空間。
或許，我們可以把思考實驗視作問題結構的一種顯現，脫離對思考實驗的虛構性質的執迷。於此，〈時間零〉的有趣之處，在於它以敘述的過程，展示了思考實驗、問題結構和文學三者的重合。故事雖然包含了對世界的寫實描述，將每一個瞬間整個世界的物件關係延展盪開（從獵人起始，旁及村莊、城市、股市、戰爭、子彈⋯⋯），重點卻始終放在一個特殊場景的圖表化、數學化、問題化之上，甚至在訪問中宣稱自己試圖「從單純的演繹邏輯中寫出敘事」。這一些試驗，也許可以簡化為：面對相同的配置，我們能否改變問題，改換視角，從而試驗出其他生活及思考的方法？放到文學觀的層次上，則指向了現實的多重閱讀性：現實不止一種讀法，改換建構問題的方式，就能有截然不同的想像，而文學正正是實現這種做法的媒介。
雖然，前面的部分一直強調卡爾維諾的數學及哲學性，我們也不妨留意一下小說本身的細節處理。獵人每一次斟酌於時間觀的二擇其一時，往往就會鉅細靡遺地加插獅子及獵人的動作細節和各種死狀，與推想用的文字交相揉合。對於思考實驗來說，這些旁枝末節本應刪去，卻偏偏為〈時間零〉添了一些層次。除了為場景補上血肉，這些細節一再地提示，無論如何推想，獵人所面對的，始終是他眼前所見的那一隻獨一無二的獅子，而同時將一直以思考遊牧的獵人，一次又一次地帶回這個事件本身，個別事件與普遍狀況由此接合。
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裡，卡爾維諾指，既然科學現在改而信奉狹隘、專業的解釋和答案，「文學的重大挑戰就是要學會把不同種類的知識和代碼，編織成一個多元而多面向的世界觀。」這種多元多面向的世界觀，並不單純是為了平衡諸種論述，更是一層層對世界的創新解讀，以語言及敘事的方式演練出來，足以重組、創造對世界的可能看法。卡爾維諾推崇的「潛在文學」，不僅僅是以各類方式規限自己的創作手法，更是對文學、語言與世界的關係的持續探索，終究是為了挖掘文學的可能性。也許，他尚未問及的問題正是，一種以問題化為核心，書寫問題結構的文學及文學觀，究竟是否可能？
[1] 關於分岔、非線性系統及波赫士小說的關係，可參考Schreiber, Gabriel, and Roberto Umansky. “Bifurcations, Chaos, and Fractal Objects in Borges’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and Other Writings.” Variaciones Borges, no. 11, 2001, pp. 61-79.
[2] Krysinski, Wladimir. Borges, Calvino, Eco: The Philosophies of Metafiction. Literary Philosophers: Borges, Calvino, Eco. Ed. Jorge J. E. Gracia, Carolyn Korsmeyer and Rodolph Gasché.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85-203.
[3] Pilz, Kerstin. Mapping complexit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in the works of Italo Calvino. Leicester: Troubador, 2005, pp. 40-43.
[4] Smith, Daniel W. Axiomatics and problematics as two modes of formalisation: Deleuze’s epistemology of mathematics. Virtual Mathematics: The Logic of Difference. Ed. Simon B Duffy. Bolton: Clinamen, 2006, pp. 145-168.
[5] Bergson, Henri. The Creative Mind. New York: Citadel, 1946, pp. 54.
A Loner's Dis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