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證技藝容許我們調查一個人的死因,試圖從微物的痕跡重組事發過程,那些證據卻往往會隨時間流逝而磨滅,某些可能的證據因而消失。調查一個人的死因經已困難,假若是一場年代久遠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們今日又如何能夠重構真相,證實歷史確切發生過?尤其是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納粹大屠殺這一事件?

2000年一月,一場誹謗案開審,一位大衛·歐文(David Irving)控告企鵝出版社及旗下作者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誹謗,原告指控利普斯塔特稱他為「納粹大屠殺否定者中最危險的一員,是位篡改歷史的人」。正是為了維護個人名聲,歐文將納粹大屠殺這宗歷史事件帶上法庭,使之必須經由司法程序去判別真偽。

審判之前

這一場官司的前因後果,或許可以從另一位納粹大屠殺否定者羅拔·傅立信(Robert Faurisson)說起。於1970年代,奧斯威辛成了大屠殺的標誌,引起了傅立信的興趣,他到訪奧斯威辛資料庫,於此尋找集中營火葬場的設計圖,企圖從中發現這些火葬場不設毒氣室的證據。傅立信本是一位文學講師,政治立場不明,但按他(稍嫌歪斜)的後結構文學觀,他認為文本分析不需要理會當時的歷史脈絡,也因此認為歷史分析也可遵循這套想法。

正常來說,歷史分析多會將不同的證據作出比較,傅立信則常會集中於單一的證據,指出當中的矛盾或謬誤,然後直接宣稱這套證據毫無價值。由於納粹德軍撤退時摧毀了各樣指向其戰爭暴行的證據,許多殘存的大屠殺證據都是以受害者或加害者的證詞為主。傅立信往往就在其中發掘漏洞,從而否證所有的證詞。在他看來,所有指向大屠殺事件的證據「有太多形上學,而不夠唯物論」,口講無憑,一切必須以物質為根據。在鑑證科學裡,這種界分就是間接證據與直接證據的分別,前者著重物質的殘餘線索,後者則指證詞等可直接指證的事物,證明力較強,卻也因經過人類中介,具有矇騙、變形的可能,常被批為不可信靠。傅立信的看法主導了否定納粹大屠殺的論調,然而年代久遠,我們又能從何重尋證據?遭受嚴重身心創傷的災厄見證人,證詞又如何成為可靠的法理根據?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的對立,正好預先設置了2000年誹謗案的討論場域。

以物質對照歷史

當時,審訊進行至第十、十一天,討論逐步移至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二號火葬場的建築特色。在整場大屠殺中,二號火葬場的毒氣室宰殺了近五十萬人,是當地五個集中營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個。納粹德軍撤退時,他們曾有系統地摧毀自己的罪證,包括各類文件及建築物,二號火葬場也不例外,七條主力支柱紛紛被安上炸藥炸毀,偏偏其中一道支柱的炸藥未能引爆, 致使天花塌下時牆壁撐成了一個小帳幕,今日到訪當地,依然可以走進曾經處置猶太人的毒氣室範圍。正因大屠殺否定者相信物質證據,他們派員偷偷進去,從牆壁上採集樣本,結果發現牆上的氰化物水平不高,由此得出結論,認為這一個空間並未設成毒氣室,藉以否證大屠殺曾經發生。不過,四十年過去,本來就難以再從遺址得到什麼有用的證明。

在審訊過程中,焦點慢慢轉往毒氣室的建築設計。按照倖存者的說法,納粹德軍處置猶太人的方法,就是聲稱毒氣室為浴室,將受害者騙進去,鎖上門扉,然後從天花上的四個孔洞,降入裝有名為齊克隆B氰化物毒藥的容器。大約二十分鐘後,受害者就會全數死亡,經十五分鐘換氣後,由猶太囚犯組成的特遣隊就會運走屍體,送到焚化爐。這個毒氣室是否設有四個孔洞,就成了案件的關鍵。

二戰歷史學家羅拔·簡·馮佩爾特(Robert Jan van Pelt)作為專家證人出證,大衛·歐文與其對質並試圖引導:「你是否接受,有五十萬人於毒氣室裡被殺的故事,真偽就取決於這幅天花是否存在這些孔洞?」歐文再行質疑,認為這些孔洞只有目擊證據,並不可信。馮佩爾特就明示:「整個故事的真偽取決於這個房間是否曾為毒氣室,與你的議題有點不同。」最後,歐文更提出某種協議,假如明天重回遺址,發現剩餘的天花上確有孔洞,他的誹謗指控就不再成立,這些孔洞會成為這案件的漏洞,使他無從辯解。這一種轉喻正好顯示出某種線性邏輯,自傅立信開始,大屠殺否認者一直認為,只要天花不存在孔洞,毒氣室就不可能是毒氣室,因此奧斯威辛就不可能是死亡集中營,連帶所謂的納粹大屠殺也不可能曾經發生。傅立信甚至聲稱:「沒有孔洞,就沒有大屠殺(No holes, no Holocaust)。」對於否認者來說,孔洞的存在漸漸成了聖痕一般的象徵,歷史之真偽就牽繫於這四個孔洞的存在。

孔洞的不在場證明

法律理論有名為「否定性證據」(negative evidence)的範疇,意指某物並未出現,正好成為了證據本身,比如在小說〈名駒銀斑〉中,福爾摩斯指出馬廄的狗並未吠叫,正正代表了走進馬廄的人與狗相熟,因此狗隻毫無反應,缺席之物反而成了指向性證據。在這宗誹謗案中,火葬場天花的孔洞恰巧是一種否定性證據,不過每個人的解讀也不相同,歐文指向的是缺席的缺席,則據傳有孔洞的地方實是有水泥填充的,而馮佩爾特卻認為這個缺席正好反映了,納粹德軍有意掩蓋事實,他們才是第一代的大屠殺否認者。

在法庭上,為了將案件帶回物質根據,討論遂轉向了圖像研究的範圍。歐文指出現存的建築圖統統沒有繪出孔洞的位置,馮佩爾特解釋,那是因為當時的建築師無法在圖則上標出這些孔洞,因為那將會是有力的定罪證據。在圖則以外,現在就只餘數幅影像,拍攝到二號火葬場天花的實況。其中最清晰的一幅是1944年8月25日一架盟軍偵察機前往該區偵察附近的石油廠時拍攝的,二號火葬場恰巧在偵察機的飛行軌道內。由於偵察機當時置身於高空三萬呎,而且火葬場位處影像的邊緣,正好臨近鏡頭視差失真的位置,即使將圖片放大,也只能看見天花上有四個模朧的陰影。歐文認為,這些陰影不可能是開口,一來陰影體積比起他們聲稱的孔洞為大,二來形狀也並不規則,暗指相片曾被人手加工。馮佩爾特則尋求了一位來自美國國家航天局的影像處理顧問協助,呈上報告,以數碼科技重新探究該輯照片,透過航天局的影像分析軟件,該顧問表示分析已可進入「底片的分子構造」,並指出朦朧之處實是由於底片捕捉影像時的化學反應。由於當時的底片仍是以銀鹽為感光劑,當照片拍攝之物與單一銀鹽分子的大小相近,就會產生摩爾紋效應,對成像造成干擾,在這個情況中,從高空三萬呎拍攝一個0.6 x 0.6米的孔洞,分子的大小甚至比孔洞為大,恰巧掉入不可檢測的縫隙,因而無法借相片確切地證明孔洞是否真的不在場。在法庭上,銀鹽的物理性質就此與水泥天花的物質性相互重疊,兩者同樣重要。由此可見,除了透過科學重組案情以外,鑑證科學甚至必須處理載有呈堂證物的媒體的物理性質。不過,由於馮佩爾特所提供的證據橫跨多個範疇,互相印證,包括建築圖則、信件、日記、證詞、高空及地面照片,整宗誹謗案最後以歐文敗訴告終。

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高空照,攝於1944年8月25日,二號火葬場及毒氣室位於圖片右下角。
二號火葬場前的火車照片,圖片右方的小幢建築物為二號火葬場,可隱約看見注入毒氣的煙囪。

在孔洞邊緣加上鋼筋

案件落幕,然而對於歷史的探求猶在繼續。在誹謗案審訊的同時,一隊獨立的研究人員開展計劃,檢視前述的各種證據,也回到原址再次調查,終於找到物質證據,至少證明了天花至少有三個孔洞,並與先前推論的位置一樣。研究人員在瓦磯中尋回斷成六截的天花板塊,以電腦重繪火葬場的模型,確定了孔洞該在的位置,並發現水泥中確有孔洞的痕跡,更重要的是,孔洞位置中不存在鋼筋,而在孔洞邊緣的鋼筋則向內捲,與其他鋼筋組成方格狀,這種捲法並非由爆炸造成,皆因爆炸只會令鋼筋向外及向上捲,更會令鋼筋因拉扯變幼,由此可見,孔洞邊緣的鋼筋早於1943年興建火葬場時,就已按這種形狀封入水泥之中。研究人員也指,四個陰影旁邊的灰暗地帶,其實就是納粹軍官的鞋印,他們在四個孔洞間來回走動,降下齊克隆B,同時也在攀上樓頂時將泥土帶到天花,在黑白照上積起暗漬。這些發現不僅印證了孔洞的存在,更確切地指出了,火葬場的設計及興建本身,就是以屠殺人民為目的。及後,大衛·歐文申請上訴,研究人員將發現寫成報告呈交法院,歐文最後決定放棄上訴。一場以誹謗作榥子的案件,一段由70年代開展的大屠殺否證史,終於在法庭的見證下告一段落。

歐文一案挑戰了一場人道災難的真偽,認定孔洞存在與否,與大屠殺事件等同,將大批目擊證人的證詞棄之不顧,情願相信物質證據,致使我們必須為空洞作證,以多變的鑑證手法,為久遠的歷史事件重新賦予形體,重建整幢樓房,只為證實孔洞所在。透過這一系列調查,我們至少知道,鑑證科學並不僅僅限於探查一個人的死因,更可用以印證歷史,抵禦篡改的企圖。隨着時間過去,歷史事件的證明總會漸漸褪成空洞,為了記憶,一代又一代的人必須再次追尋一條條線索,逼向真相,鑑證總是公共的。

(原刊《Sample 樣本》第十二期〈偵探先生的鑑證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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