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鑑證技術，往往集中以科學方法，處理法庭案件。在今日的用語上，鑑證（forensics）也被「正名」為法醫科學（forensic science，或medicolegal science），將醫學、科學、法律組合為一。然而，在科學及法律以外，鑑證還包含哪些範疇？在成為今日的鑑證科學以前，這個字詞到底經過什麼發展？
Forensics一詞，本來出自拉丁文forensis，意謂「與forum相關」。這裡的forum，在羅馬時代指的就是市場和論壇。當時，這種公眾的論壇並不限於討論法律事務，常常也會涵蓋經濟、政治等議題。這些討論會以辯論的形式舉行，由兩方就着單一議題論述，各執一詞，最後由群眾決定哪一方的論述較有說服力，從而作出裁決。在論壇上，既有參與辯論的人，同樣也容許物的存在：辯者可展示小型的物件，也可以替遙遠、抽象的物件說話，將之拉入討論當中。這種論述方式，公元1世紀的修辭家昆提利安（Quintilian）將之定名為擬人論（prosopopoeia），指為無機物賦予聲音的修辭方法。他認為擬人論有能力喚起死者，代之說話，正正可與現代鑑證學家的功用接通，這種方法卻也同時能為城市、國家賦予聲音。對昆提利安而言，在法庭上要為一人定罪，最重要的不是權衡客觀事實，而是要將一個不可見的真相置於公眾眼前；如此看來，修辭方法和論述的說服力才是至為關鍵。
不過，隨着現代化的進程，鑑證的意味逐漸收窄，只關注醫學與法律的交錯，所謂的「論壇」只指向法庭，而forensis本身包含的公眾及政治意味則已散失了。鑑證逐步成為了專屬於執法部隊的領域，由國家加諸於個體身上。除了調查各種死因以外，鑑證同樣被用以監控及管制人民，制衡偏離正軌的行為，今日我們可見的手段就包括影像監控、數碼竊聽、行為模式識別等。我們如何能夠令鑑證重新獲得它的公共批判意味？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埃亞勒·華茨曼（Eyal Weizman）教授就於2010年成立了名為「鑑證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的研究機構，嘗試結合研究及實務，將鑑證本來的forensis意味帶回來。
為證人發聲
華茨曼從forensis的古老意義提取靈感，提倡我們目前正在見證一種「鑑證轉向」（Forensic Turn）。這種轉向既指出現有的法律、科學、人文學以至大眾娛樂對於鑑證的物質性探究有龐大興趣，同時也指向了國家掌控鑑別技術，預先扼殺所有被定義為偏離正軌的行為。對於後者而言，扼殺往往意味某種武力的實行，然而這種實施武力的預防措施卻又未能對準目標，經常殃及無辜。具有龐大力量的國家，一方面掌控了先進的科技，限制民眾的使用權，另一方面則常常在國界的邊陲，那些無法被大眾輕易觀察的地帶，進行許多以大義為名的可疑勾當，致使國家所實施的暴力經常未受監察，甚至故意脫離監管。華茨曼所創立的「鑑證建築」機構，經常遊走於國與國之間的交界，深入那些難以界定管轄權的地域，以多變的鑑證調查方式，監控各國的行為，並將調查所得帶到國際舞台。可以說，鑑證轉向所關注的，總是以人權為首要目標，並由此檢討現今鑑證科學的方法論，重新定義現場（field）、物件（object）、論壇（forum）三個場所，將鑑證的視角扭向國家本身。
在當前的世代，指證戰爭或歷史暴行往往取決於目擊者的證詞。證詞卻會因目擊者所受的創傷而扭曲變形，甚至與事實相悖——這正正是目擊者作為歷史記憶載體的困難之處。如同鑑證科學對證據的分類，人證和物證總是有種對立關係：證詞等的直接證據雖較具證明力，卻容易扭曲，相對而言間接證據，亦即現場留下的物質殘餘，雖然證明力較低，卻能以較客觀的方式檢視痕跡，推斷案情。華茨曼認為，目擊證詞與鑑證方法兩者其實不必對立，建築學所提供的研究工具，既能增加鑑證科學的分析方法，也能用作記憶工具，協助目擊者重塑記憶，將因創傷而封閉的片段巧妙地導引出來。這樣的鑑證方式，能夠重寫人證物證的關係，將目擊證據重新以物質再次奠基。鑑證總是牽涉不確定性，難以確切地指認一個真相，但透過人證物證兩者互相補足，說服力自然更為強大；如同前述，如何將物質與敘述糅合，組成更有說服力的論述，才是在法庭上至關重要的事。面對國家的強權，這些碎散的證詞必須得到充足的支持，才能揭露暴行。
視野之差
「鑑證建築」的首項任務，就是於巴基斯坦、阿富汗、也門、索馬里、加沙等地調查無人機襲擊事件。及後，聯合國人權及反恐特別調查員本·埃默森（Ben Emmerson）將他們的最終調查報告於聯合國大會上發佈。透過這一場調查，我們或許可以瞥見forensis的實際操作，如何將鑑證、人權、建築三者混合為一。
當時，塔利班武裝組織成員開始轉變行動模式，潛入城鎮之內。這種轉變引起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佈陣的轉變，無人機漸漸從襲擊塔利班往返基地的車輛，改成轟炸城市建築；不過，縱有許多證詞指出襲擊已造成平民傷亡，CIA卻甚至否認動用無人機轟炸一事。按照「鑑證建築」的發現，無人機轟炸民居時，往往會有一種特定的痕跡：受轟炸的民居並不會塌陷，但是天花板卻會出現一個窟窿。這個現象實是起源於無人機的軍備改變。2010年起，美軍開始採用AGM-114地獄火飛彈，以往的飛彈在轟炸目標時，會於撞擊建築物外牆時爆炸，需動用大量炸藥才能炸毀建築，從而壓死室內的目標，而地獄火的特點則是延遲引信，飛彈擊中牆壁後，隔幾毫秒才會引爆，因此能夠穿透天花，直接於室內爆出鐵片，準確殺死目標，建築物也不會倒塌。按照支持者的說法，這種飛彈是一種「人道科技」，能夠減少民眾的人命傷亡。這種說法卻是建基於美軍必然會轟炸的假設上，是以這種「人道暴力」弔詭地既能殺人，也能救人。
不過，無人機襲擊並不準確。縱使美軍聲稱飛彈精準，它卻往往無法將民眾和戰鬥人員辨別清楚。按照「鑑證建築」的調查，2004至2014年間所紀錄的380次襲擊中，有多達234宗擊中民居，佔總數逾六成，至2014年末，單在巴基斯坦已造成1614位民眾傷亡。為了確認飛彈是否擊中民居，「鑑證建築」只能透過衛星影像監察，確認天花窟窿是否吻合飛彈特徵。然而，公眾可以查閱的衛星影像卻有解像度的限制。1970年代的衛星影像，每一個像素長闊約為六十米，其後解像度逐步提升，2000年代後，解像度已達每像素0.5米，往後卻再無增加。原因不是出於科技限制，而是法律限制。由於從高空看來，人體佔地約為0.5米，這一層法律限制有助解決侵犯私隱的問題，令人無法從衛星影像辨析人像，這一措施卻也有國家安全的考量，因為戰略要點的細節不會因而暴露人前，而且暴力的痕跡，比如天花板上的飛彈窟窿，也會隱藏到像素之下。這種像素的地緣政治學，對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區尤為重要，因為1992年美國通過修正案，將公眾衛星影像對這些地區的解像度限制於每像素2.5米（其後放寛為一米），一輛車也僅僅以兩枚像素展示，模糊得很。相反，軍用的衛星影像當然不在此限，解像度更達每像素十五厘米，更不用說無人偵察機的解像度了。在當代紛爭中，殺戮與調查工作同樣仗賴影像。弔詭的是，往昔的警探調查工作，根基正是調查人員能夠比罪犯看見、知曉更多，但當實施暴力的一方成了國家機器，殺人者反而具有更佳的視野，遠超於調查人員。這一層視覺、訊息的不平等，彰顯了「鑑證建築」進行的批判實踐何其重要，以及國家壟斷鑑證技藝的危險性。
影像作為證詞
現代戰爭往往會採用預測性鑑證（predictive forensics），透過監控人民生活，以數學方式分析行為模式，從而預估哪些人屬於激進分子。在也門及巴基斯坦等地，CIA正正採用了這種評估方式，判斷哪些人士危險，並事先派出無人機刺殺。事實可以證明，以算式預估的所謂「罪犯」，常是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
由於軍方於邊境設路障監控，國內發生的災難難以傳出，外地往往無法理解實況。到了2012年，一段記錄同年3月30日一場無人機襲擊的手機錄像，輾轉從瓦濟里斯坦流出，並由MSNBC播出。片段中幾乎只顯示出一堆頹垣敗瓦，難以辨認襲擊的痕跡，一位攝影理論家因而請「鑑證建築」研究片段，重組案情。影像分為兩截，一段拍攝窗外景況，另一段則展示室內環境，從片段可以看出拍攝者的心理狀態，片段既會時刻晃動，拍攝角度也非常狹窄，顯示拍攝者不願在窗戶暴露自身，害怕會有再一次襲擊。研究人員將影像逐秒定格，重組了兩截影像的空間，第一段的窗外景況，協助人員重組窗外的城景，對照地圖，確認了實際的事發地點，而第二段的室內環境，則顯示了飛彈擊中民居的實際情況。研究員從兩組影像的光影角度、街道形狀等資訊，對照衛星影像，推斷出肇事建築物的大小尺寸，並以電腦模型重構出來，斷定室內本為一個商戶。在影像當中，我們能夠看見天花有一個孔洞，而且可觀察到四周牆壁上有各種彈孔。研究人員記錄了每一個彈孔的位置，並透過孔洞的位置，計算出飛彈射入的角度與爆發點，證實該枚飛彈確是延遲引信型的飛彈，在室內空中爆發，將飛彈中的彈片射出，打到牆上。經過這一層重構，可以發現牆上有兩處地方較少彈孔，似乎有物件於當中吸收了彈片。可以推斷，這兩處缺少彈孔的地方，本來站了兩個人。
這些影像分析，展示出「鑑證建築」如何融合鑑證及建築學的方法，將一場無人機襲擊的災難境況如實重現出來。即使拍攝者並無言語，解釋事發經過，單從混亂的影像中已可重組現場，推斷真相。於此，影像就等同證詞，直接指認了這件事情曾經發生，無可否認。牆壁上的彈痕形同底片，恰恰是無物之處，恰恰是彈痕缺席之處，記錄了平民死亡的真相。
鑑證作為記憶手段
前述的電腦模型重構方法，除了能夠處理間接證據，檢視物質殘餘，也有助倖免於難的證人重組記錄，令證詞更為完整。同樣是無人機襲擊，同樣是瓦濟里斯坦，在另一宗調查則採用了與別不同的調查方法。2010年10月4日，一位德國女人從一場無人機襲擊中存活下來。數年前，她與丈夫一同搬到巴基斯坦，並與丈夫的兄弟同住。10月4日，數枚飛彈射入她的住宅，殺死五個人，其中一些據稱是恐怖分子。後來，她與丈夫回到德國，卻遭到德國當局悠長的審問。為了公開這些事件，制止無人機襲擊，她開始講述自己的經歷，但由於創傷後遺，記憶有部分變得模糊。
我們可以理解，對於目擊者而言，要將事發經過重新敘述一次，確是非常痛苦的事，證詞往往變得碎散，前後矛盾，難以就其內容作出判斷，只能按其形式、缺漏、變形，知曉恐懼的真象。因此，如何處理記憶的問題，成為了這個調查的重要一環。「鑑證建築」決定邀請一位室內設計師協助，隨着德國女人的描述，將她的家居室內環境，重新以室內設計師採用的模型軟件組裝出來，一切皆按她的指示而調整，及後再要求她幻想自己置身其中，重述當日經過。這樣的重構過程，似乎為她賦予了一點力量，隨着電腦模型逐步搭起家居環境逐，她也漸漸可以訴說這所屋子的一些故事，乃至襲擊事件的一些細節。當時，她與友人坐在客廳，丈夫與兒子在屋外，而丈夫的兄弟與他們的朋友正在屋內進食，數枚飛彈擊穿庭院，她無法看見飛彈爆炸，只聽見巨響，屋子晃動，然後肉體燒灼的氣味和濃煙撲鼻而來。
證人指出，要不是因為這個空間重構的過程，她無法記起各樣細節。於此，建築學方法如同記憶術，從空間勾引出記憶，讓她可以回想當時情景。在建模過程中，其中一件電器她尤為着緊，那是一台風扇，而她好像難以斷定風扇的樣式與位置。她本來將之想像為嵌入天花的換氣扇，又再改為普通的站立式風扇，置入房間，及後又把風扇移到室外的庭院中。其後，當她幻想自己走入模型，重述事發經過時，就在證詞提到，她在扇葉上發現了人類的肉末。由此可見，物質與記憶，偶爾就這樣經創傷而重合起來，成為了難以拔掉的一根刺。
華茨曼所提倡的鑑證建築，就是以多變的方法，介入直接與間接證據，從而揭露國家行使的暴力。證據一詞的英語evidence，本來就與視覺相關，指令事物清晰可見。在法庭上，證據的意思是「於證詞或文件中展示的資訊，藉以說服事實調查人（法官或陪審團）去裁定一方或另一方勝訴」。證據並非不言而喻的事實，只是裁決的基礎，不可能單就證據裁定有罪無罪。正如昆提利安所理解，說服力終究是法庭上至為關鍵之處，證據必先經陪審團質詢、質疑。正因如此，forensis這種批判實踐，必然需要經過創新的影像實踐，造出飽具說服力的證據，完善整套論述，才能真正造成影響，在國界模糊的地帶監控武力使用。這正是forensis的公共意味：法律面前，理應一切平等，鑑證不能只用作壓制個體的手段，國家政權也必須受鑑證視角詳細檢視，不能倖免。
（原刊《Sample 樣本》第十二期〈偵探先生的鑑證技藝〉）
A Loner's Dis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