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港人來說,紅外線體溫檢測儀大概是從二〇〇三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起,才作為一種抗疫措施,進入公眾的記憶裡的。由於SARS的主要症狀包括高燒,紅外線體溫檢測儀成了一種篩查的方法,架設於機場及醫院等公眾地方,剔出體溫異常的人士,以作進一步診斷。自此開始,每逢疫症流行,而症狀包括體溫過高,紅外線體溫檢測儀就會再次出現,肩負篩查的責任。來到二〇二〇年的武漢肺炎,體溫檢測的用途顯然更為廣泛,除了公眾地方以外,大小商舖也開始祭出額探溫度計,及後政府甚至引用《衞生緊急法》,訂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要求所有餐飲處所必須為進店人士量度體溫。在思考紅外線體溫檢測儀的涵義之前,我們或許首先需要知道它的運作方式。

無形之物的繪製技巧

紅外線體溫檢測儀屬於紅外線熱成像法(infrared thermography)的一種應用,當中的thermography,就是指熱(thermos)的書寫或描畫(graphein),將本來處於可見光譜以外的紅外線,以另一種形式展現於人的眼前。從大型的體溫檢測儀到小型的額探溫度計,應用的原理也是同樣。

所謂的溫度,其實就是分子所含的動能。在絕對零度以上的物體,均會釋放出熱輻射,在日常大多數情況下,熱輻射均跌入紅外線的範圍,不能為肉眼所見。紅外線熱成像儀的運作方式與相機相近,以鏡片捕捉特定範圍內的紅外線讀數,透過感光元件轉換為電訊,再由處理器轉譯成特定的顏色,令使用者得以觀察不同物件的紅外線發射情況。這些紅外線讀數,並不馬上等同於物體的溫度,因為不同物質的發射率(emissivity)並不相同,發射率是物體表面釋放熱輻射的強弱程度,普遍來說越暗、表面越粗糙,發射率就越高。唯有設定至準確的發射率,紅外線熱成像儀才能正確地標示出物體的表面溫度(人體表面的發射率由0.94-0.99不等,常以0.98為標準)。

這一種將不可見之物的轉譯為可見光的舉動,正好是一套將不可視的病毒細菌可視化的篩查策略。然而,這種拓展人類視域的科技,在其運作方式之中也蘊藏了不少誤差之處。

紅外線體溫檢測儀往往標榜準確,並以小字標出誤差約為攝氏0.3度,卻鮮會提及當中的細項。我們必須留意的是,這些熱成像儀所測量的,其實不是人體體溫,它只能檢測出人體的表面溫度。表面溫度易受環境因素影響,而且不同人體各有差異,前述的發射率亦會左右熱成像儀的讀數。

要以非接觸的方式從臉上量度人體的核心溫度,最好是閱讀淚腺的溫度,從而判定某人是否體溫過高。然而,由於運作原理相近,熱成像儀的限制因素也與相機相同。成像一刻,鏡頭的對焦及感光元件的解像度,將會影響熱成像儀所接收的輻射電波,以至影響讀數。對於感光元件來說,它只能以像素的方式體驗世界,換句話說,世界將被分為一個個小格子,在這一個格子之內釋放的紅外線,感光元件只能取其平均值。因此,計算物件表面溫度的時候,這一個像素就是感光元件的檢測閥值(threshold of detectability),在此以下無法分辨出不同的輻射差異。在體溫監測的範圍內,這一檢測閥值相當重要。由於科技限制,熱成像儀的紅外線感光元件解像度相當有限,相對今日相機動輒數千萬像素的解像度,熱成像儀往往只有320×240的解像度(76.800像素),最高也只達640×480。這種像素上的短缺,代表體溫檢測儀無法準確收集淚腺這一小點的溫度資訊。那些標榜能夠同時快速檢測人群體溫的檢測儀,也常會用上焦距低的鏡頭,加大視角,致使每格像素的範圍拉得更大,影響檢測效果。

溫差作為邊防技術

假如紅外線體溫監測儀根本難言準確,這種篩查方式到底有何意味?專責銷售紅外線熱成像儀的主要品牌FLIR,近來就在網站首頁上加設了專頁,就武漢肺炎疫情,為顧客建議適用於工作空間的紅外線篩查工具,文章題為「以快速篩查確立前線」(Maintaining a Front Line with Rapid Screening),員工必須在公司入口接受快速篩查,方可獲准進入公司範圍。從其語言策略就可看出,體溫篩查被視為一種前線,屬於邊防控制的範圍。紅外線體溫監測儀一經設置,就架起了一道邊界,外來者全部被視作潛在的帶菌者,必須先經審查才可放行。這種邊防控制的實踐方法借助溫度的監控,只要體溫越過某一閥值,就會成為拒絕入境的原因,又或被帶往另一個檢測的關口。體溫檢測的科技,就此被委派為把關者,以體溫之差將外與內界分開來。

在武漢肺炎爆發初期,由於港府的不作為(拒不封關,邊防監控形同虛設),民間各自以不同方式應對,手段之一就是自行在商場或餐廳的空間邊界,設置紅外線熱成像儀、額探溫度計等儀器,控制每一個進場的人士。這一種做法無可厚非,至少出發點乃在於保障該處所的營利,皆因如有確診人士進內,甚或感染他人,整個處所將會難以營業,大幅損害經濟收益。假如政府於邊境設置體溫監測站可算成一種加強邊防的形式,餐廳及商舖的應對也能被視為確立並確保領土的方案。由此,除了國境的邊界以外,境內也漸漸設置了一層層的自設邊界,限制人員流動。

體溫監控的邊防控制形式,與身體如何應對外來入侵的機制表面上也有類近之處。假如外來的病毒細菌經已進入體內,體內的細胞將會向其作出測試,如能辨認為入侵的病毒或細菌,就會發動防衛機制,驅除外敵。不過,假如我們細察發燒的成因,就會明白兩者的不同。

發燒其實是身體的自然防護機制。當體內細胞探測到入侵的病毒細菌,就會生產出細胞激素,繼而刺激下丘腦中的體溫調節中樞,將身體溫度的調定點(set point)提高。調定點提升以後,整個身體就會按照這一溫度進行調整,如收縮血管、發出顫抖等,釋放細胞內存放的能源(在發燒週期開初,由於血管收縮,皮膚表面的溫度也會較平常低)。體溫調節是一組過程,從下丘腦設定溫度之後,身體溫度會稍稍滯後才提升至相應水平,在這期間人會感到寒冷,感染解決、調定點回落後,身體溫度也會滯後下降,這時候的身體溫度和核心溫度的溫差,就會使人感到炎熱。不過,曾經生過病的人也會知道,這種寒暑的感覺往往會不斷交錯,意味身體溫度有時相當浮動。發燒對於身體的用處在於,高溫會使病原體較難生長,身體的新陳代謝率及組織修補將會加快,亦有效抑制過度發炎,並使免疫細胞的效率大幅提升。由此可見,除了以免疫系統直接消滅病原體以外,身體也會調節整體的環境,以助驅除入侵者。

然而,由紅外線體溫監測儀串起的整個網絡,幾乎只著重於設起邊界的一步,而忽視了其後的環境設定及處置:它只側重於以溫度的差異,判定境外者及境內者的區分,只要溫度超過某個讀數,便拒絕進內,否則便是歡迎光臨,即使體溫監測顯然並不準確,武漢肺炎也不僅只有發燒這一症狀。顯然,單以體溫監測為防線,僅僅以劃界的方式(無論是實際的邊界,又或判斷發燒的體溫閾值)應對,實在無助處理危機。

體溫監測作為公共政策

從二〇〇三年的SARS到二〇二〇年的武漢肺炎,我們可以看見紅外線體溫監測的應用範圍越加增大,除了於機場及醫院等重要場所作快速篩查以外,更成為各私人處所的把關科技。至二〇二〇年三月廿八日,港府引用《衛生緊急法》,訂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當中的指示明確要求,所有餐飲處所必須為進店人士量度體溫,致使各場所也需要配置紅外線體溫檢測儀及額探溫度計,以符當局要求。作為一種自發措施,量度體溫的舉動固然可以理解,然而當措施變成一套涵蓋面廣闊的公共政策,自然衍生出不同的問題。

首先,單就準繩度而言,學界早已提出紅外線體溫檢測儀及額探溫度計的體溫讀數未必準確,早於二〇〇九年,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感染控制處亦於「體溫監測須知」的公開文件中引述研究報告,指紅外線額探溫度計「不能提供可靠的溫度讀數」,然而政府所下達的指示,卻從未提及相應的警示或建議。其次,在效用方面,我們也可以發現,對於武漢肺炎的特性而言,體溫監測似乎作用不大。一方面,被吹噓為武漢肺炎主要症狀的低燒(攝氏37.5至38.3度),容易為紅外線體溫檢測儀的誤差及個體差異所遮蔽;另一方面,根據最近的醫學研究報告,紐約市(三月一日至四月四日期間)十二所醫院所接收的5700名武漢肺炎確診病人中,只有約三成的病人在入院一刻有發燒的跡象。[1] 這些武漢肺炎作用在人體的症狀(潛伏期的感染力、低燒症狀),顯然都令紅外線體溫監測顯得形同無用,偏偏在武漢肺炎肆虐的時期,因其快速、無接觸的特性及政府法令的要求而更見普及。這一點無疑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假如一項科技被奉為抵禦疫症的有效方案,配以政府法令的加持,即使準確度成疑,效用難測,一整套系統也會圍繞它而建立起來。為求符合要求,數以萬計的餐廳食肆也必須購入相關裝備,並配置人手操作(按政府統計處資料,二〇一八年共有約17700家機構從事餐飲服務業,人力物力的編配可想而知)。作為一種防疫措施,港府隨意而急就章的態度,也能從其法令中觀察得到。在《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所指明的指示中,相比起其他相當明確的項目(顧客數量為通常容量的50%,桌子之間最少區隔1.5米,不得多於四人同坐一桌,飲食時間外必須佩戴口罩,餐飲處所必須提供消毒潔手液),最重要的關口控制手段卻是相當模糊的,當中提及「在容許某人進入餐飲處所前,須先為該人量度體溫」,卻並未有相應的行動指引,如指明發燒則應拒絕進內,也未有不同體溫監測方式的參考讀數,甚或監測方法的建議形式。這些未有訂明的地方,顯示出港府的措施既無科學依據,也沒有全盤計劃(假如餐廳發現客人發燒,是否需要通報?拒絕入內後,是否需要阻止他繼續遊走?),它所在意的僅僅是門面功夫,以求設立一道道關口,收取阻嚇之效,按其最低限度的理解,餐廳僅需執行量度體溫的動作,甚至毋需觀看儀器上的讀數。

法令頒布後,更多地方也隨之採用紅外線體溫監測的方式,量度顧客的體溫,並輔以明確的標示,顯示這套科技正在運作之中。比起實質上的抗疫工作,體溫監測的效用似乎更是以令人安心為重心(我能看見它,我能看見它看見我,熒幕上的讀數顯示我是正常的,按此說來與我一同進來的人也該是正常的;仔細留意,某些大型商場的體溫監測站,雖有開啟攝影器材,監測用的屏幕卻是關閉的,駐守於此的員工一直看着黑色的熒幕,然而此事只有正在離開的顧客才能看見)。於此,紅外線體溫監測是否準繩其實只屬小事,我們更應該質疑的,是將這套科技寫入法令,從而使之成為公共衛生政策的政府機構。將這套實效成疑的科技策略寫入法制,除了使人誤有安全感以外,更是將防疫的實務及責任,轉嫁至大小商戶的卑劣行徑。缺乏指引、警示及有效建議,只執拗於市民有否違反他們所制訂的可疑政策,並以「違法」為由加以恐嚇,終究只是掩人耳目的伎倆,避開政府無力的現實。紅外線體溫監測給我們的教訓是,科技並非一勞永逸的方案,無人監察、無人校准、無人跟進,一切就形同虛設。

[1] Richardson S, Hirsch JS, Narasimhan M, et al. Presenting Characteristics, Comorbidities, and Outcomes Among 5700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in the New York City Area. JAMA.

(原刊《Sample 樣本》第十七期〈防疫硬件檢測中〉)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