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法國導演Éléonore Weber的紀錄片There Will Be No More Night，揭示了現代戰爭中的視野問題。全片聚焦於軍用直升機的視角，影像取材自美軍及法軍於阿富汗及中東地區執行的任務，畫面全由光學儀器及熱成像鏡頭拼合而成，視角專一而受限，時而模糊，強調的正是武裝直升機駕駛員的體驗。導演以旁白的方式，講述攻擊直升機的崗位，負責槍械的駕駛員同時擔任指揮，頭上會穿戴頭盔，能以頭部的動作控制直升機的鏡頭。鏡頭中心形同準星，用以瞄準槍械，目之所及則是子彈可達之處。
導演訪問了一位法軍駕駛員，談論飛行經歷。在軍中訓練時，他們有種練習，要求駕駛員透過鏡頭追蹤任一汽車，不可移開視線。不過，事後回問汽車走了什麼路線，他們會發現自己並不記得，他們看得太多，同樣看得太少。在戰場上，相隔千百米距離，他們透過鏡頭觀察，以像素的微小變化判斷敵我，以獲取開火許可。視野和距離的差異，讓攻擊直升機處於極有利的位置，甚至難以聽見地面的情況，機師唯一要面對的，只是他日上軍事法庭的可能。因此，旁白指出，槍手必須要抑制自己，因為事情過於簡單了，他們控制機器的時候，定期就會掐自己一下，確定自己並非身在夢中。
直升機指揮官的視角，可能與我們在熒幕前埋首遊戲並無二致，兩者同樣經過電子儀器的中介，而又令人難辨虛實。甚至可以說，那一種如夢似幻，難以判別現實的感覺，其實正是由電子遊戲的體驗裡，反饋到軍方駕駛員的體會之中。
軍事工業的模擬遊戲
以軍事為題材的電子遊戲多不勝數。不過，電子遊戲本來就與軍隊所催生的科技發展，有相當緊密的關聯。今日日常的科技，大多由軍方資助研發而成，比如互聯網、圖形化用戶介面（GUI）及電腦圖像等，各自衍生出多種用途。有論者就以軍事娛樂複合體（military-entertainment complex）的說法，形容軍事工業和娛樂產業之間的密切關係。而在整個娛樂產業中，電子遊戲又與軍事尤為貼近。本由軍事科技發展而成的遊戲技術，又如何反過來影響軍事？
直至一戰，軍事上computer一字所指的，都是一些數學專才，他們懂得以人手計算彈道軌跡，校正炮彈的發射角度。不過，至二戰時武器已變得非常複雜，急需更高速的運算能力，由此催生了第一台數碼電腦ENIAC。在1950到1960年代，美國空軍資助蘭德公司，開發出SAGE系統（Semi-Automated Ground Environment），將實時監測系統如雷達及衛星收集的數據連結起來，整合成一幅完整圖像，監察空域，有助空軍即時應對襲擊，甚或用作攻擊用途。自此，一些來自現實的數據，就系統性地轉成虛擬資料了[1]。
其後，軍方在80年代研發SIMNET，一套分散式互動模擬網路（distributed interactive simulation）系統。80年代的軍事模擬器，正是今日的商業電子遊戲的苗床。當年，軍方已清楚明白，借模擬器訓練可減低實彈訓練的耗費，不過軍方研發的模擬器，通常都會追求物理上的忠實，試圖完美複製實物，還原載具的所有系統。可以想像，要生產一台模擬飛機，就需要花費大量金錢。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的Jack A. Thorpe則提出，軍方應當考慮訓練預想的效果，只選擇相關的系統作模擬，求取的該是功能上的忠實，去除其他無關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面，他也強調訓練該以集體為重，而非以個體為重，意即軍人會與同僚一同受訓，按戰術單位進行訓練，因此有了將不同的模擬器連成一個網絡的想法[2]。
這一整套系統，大抵就與我們現在的多人線上對戰遊戲（如《戰地風雲》系列）開始接近了，不同的作戰單位可以在同一戰場執行各異的訓練。更正確地說，這一個戰爭遊戲（war gaming）的傳統，正好貫穿了軍事、遊戲和模擬之間的關係[3]。透過戰爭遊戲的訓練，不同的軍事單位及指揮官，就能在實際戰事之前及之外，試行各種策略，觀察成果。而且，戰爭遊戲與電腦融合之後也立即顯現了這些模擬訓練的成效。在1990至1991年發生的波斯灣戰爭，當中的東距73之役成了一場經典戰役：美軍的第二裝甲騎兵團穿過沙塵暴，在兩小時內摧毀了大量裝甲車輛，伊拉克軍隊死傷逾六百人，全面潰敗。由於第二裝甲騎兵團在戰前大量使用SIMNET訓練，軍方眼見成果，決定將東距73之役視作模範，深入訪問戰役的參與者，𢑥集相關數據，重構整場戰役，以作日後模擬之用。經過九個月，東距73之役的模擬完成研發，不僅可以重現戰場的狀況，訓練人員更可以更動兩軍的配置及裝備，反覆推演，藉以擬定更多的應對策略[4]。
模擬與間隙
從軍事用途發展而來的電腦，最終成為模擬的最佳平台。相關的軟件硬件同樣逐步發展，不過後來軍方發現，原來娛樂產業於模擬一事上，發展更為快速，不斷推陳出新，面對國防軍費逐步削減，只好與娛樂產業合作，形成軍事娛樂複合體。
大行其道的Doom II（1994）是首個從娛樂變向軍方用途的遊戲。軍方在原作的基礎上，將遊戲改裝成Marine Doom，期望藉此訓練步兵，執行小隊戰略。本來作為敵人的奇幻外星生物，改換畫風變成了荷槍實彈的士兵。按照Birgit Richard的分析，Marine Doom特別在於，它需要玩家分辨敵我，避免誤傷友軍，因此與強調肆意殺戮的原作大不相同[5]。雖然Marine Doom更為像真，適合軍隊應用，不過這種訓練帶來的另一效果，就是虛擬世界中的符號性死亡，開始擾亂真實中士兵對生物性死亡的反應。由軍事而生的電子遊戲，繞過一圈，又借訓練之名重歸現實，整個反饋迴圈在現實和模擬的不斷轉譯之間，連帶拉入了虛實難分的浮動感覺。
模擬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同樣可堪玩味。按照遊戲學者Gonzalo Frasca所說，模擬的意思就是，「以另一個系統，為原有系統建立模型，對某些人來說，當中會保留原有系統的部分特性。」[6] 模擬本身就涉及選擇，模擬的成品無法全面展示原物，只能選擇呈現部分，一如Jack A. Thorpe提倡的功能上的忠實。
不過，單以忠實與否，判別模擬是否成功，其實並無大用。遊戲學者Ian Bogost曾指出，模擬遊戲本身並非現實的客觀模擬，而是一些具立場、帶有偏見的表現方式，無法脫離主體性及意識形態運作[7]。所以，模擬最能彰顯的，其實是模型與真實之間的差異之處，他稱之為「模擬間隙」（simulation gap）[8]，讀者以這一個間隙為基礎，解讀遊戲的想法。
由此我們可以詢問，當代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為何總是熱衷於近身戰鬥？遊戲學者Timothy J. Welsh對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指出，Call of Duty系列中的玩家常與其他非玩家角色有面貼面的互動，比如經歷爆炸後，會有人前來貼面扶起主角，又或將玩家放入另一個角色之中，親身被敵方重要角色近距離處決，藉此形塑遊戲的情感架構。不過，遊戲雖然強調「真實的戰爭體驗」，但現代戰爭大多已由無人機等儀器代理，由戰鬥人員遙距控制，少有面貼面的體驗了，反而當玩家在遊戲中使用空中炮艇或無人機轟炸，經過數碼系統遙距瞄準，才重回現今的真實戰場[9]。這種與真實的落差，恰恰可以借齊澤克的分析理解：當代戰爭真正令人創傷之處，不是人會感知到自己正殺死另一個人，而是戰爭的客觀化令殺戮變成一個技術上的操作步驟；我們不是要以躲在熒幕後手不沾血的幻想，來躲避面對面殺人的真實，我們反而是在建構一個面對面互鬥的幻想，來逃避戰爭已成一場非人的技術行動的真相[10]。
按照學者James Der Derian的分析，美軍正按「良善戰爭」（virtuous war）的構想發展。為了減輕傷亡，美軍逐步改以無人機及多重監控系統，遙距實施暴力，以至士兵毋須與敵方見面，只需透過熒幕操作，因此也有人形容，「良善戰爭」正把「戰爭化約為遊戲」[11]。也許，隨着這個路線發展下去，我們只會看見更多面貼面的戰爭遊戲。
（原刊於《字花》第九十七期〈戰時雪〉）
[1] Patrick Crogan, Gameplay Mode: War, Simulation, and Technoculture, Electronic Mediations 3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6 – 12.
[2] Timothy Lenoir and Henry Lowood, ‘Theaters of War: The Military-Entertainment Complex’, in Collection – Laboratory – Theater, ed. Helmar Schramm, Ludger Schwarte, and Jan Lazardzig (Walter de Gruyter, 2005), 435 – 6.
[3] 美國國防部對「戰爭遊戲」的定義為：「以任何方式模擬一場軍事行動，當中有兩個或更多交戰的軍隊，並會使用設計過的規則、數據及步驟來表現實際或假設是實際的真實情況。」
[4] Timothy Lenoir and Henry Lowood, ‘Theaters of War: The Military-Entertainment Complex’, in Collection – Laboratory – Theater, ed. Helmar Schramm, Ludger Schwarte, and Jan Lazardzig (Walter de Gruyter, 2005), 439 – 41.
[5] Birgit Richard, ‘Norn Attacks and Marine Doom’, in Ars Electronica: Facing the Future: a Survey of Two Decades, ed. Timothy Druckre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339 – 42.
[6] Gonzalo Frasca, “Simulation versus Narrative: Introduction to Ludology,” in Game Theory Reader, ed. Mark J. P. Wolf and Bernard Perr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23.
[7] Ian Bogost, Unit Operations: An Approach to Videogame Criticism (The MIT Press, 2006), 99.
[8] Ibid., 129 – 36.
[9] Timothy J. Welsh, Mixed Realism: Videogames and the Violence of Fi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129 – 57.
[10] Slavoj Žižek, The Fragile Absolute (Verso, 2001), 77.
[11] James Der Derian, Virtuous War: Mapp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Media-Entertainment Network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xv – xvi.
A Loner's Discourse 